两个剑桥之争Cambridge Controversies

亦称“剑桥资本争论”。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的剑桥）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詹姆斯·托宾、罗伯特·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和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及意大利经济学家帕西内蒂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之间的争论。一般认为，前者是将凯恩斯经济学与1870年“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古典综合派，它秉承的是新古典技术关系上的供求分析传统，强调“技术关系”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后者则是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年以来的古典经济理论相联系的新剑桥学派，它秉承的是古典剩余经济的社会关系分析传统，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如所有权与经济制度）在经济变量决定中的最终作用。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1953年发表的《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中开始了她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批评。双方争论了十几年，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因论战双方大学所在地都叫“剑桥”，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两个剑桥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两种经济传统争论的当代表现，而争论的焦点就是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

两个剑桥之争Cambridge Controversies

凯恩斯以后，以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形成了两个凯恩斯主义学派。本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两派之间爆发了一场影响很大的学术争论。因为麻省理工学院位于麻省的剑桥，所以人们称这场争论为 “两个剑桥之争”。
英国剑桥学派，在中国通称为新剑桥学派，在英文文献中则被更经常地称为后凯恩斯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 (Joan Robinson)、庇若·斯拉法 (P.Sraffa) 等人。美国剑桥派，即新古典综合派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 (Paul Samuelson )、索 洛 (R.Solow) 和 托 宾(J.Tobin)。
两个剑桥的争论起源于1953年罗宾逊的文章“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从资本的测量问题入手批判了作为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理论柱石之一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虽然两派的论战不限于资本问题，但在历时十余年的争论中，资本问题始终占有中心地位，因此，也有人称这场争论为 “资本争论”(Capital Controversy)。
在罗宾逊看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投入是异质的。资本由生产它所使用的各种物品所构成，这些物品的物质特征各不相同； 即使是同一资本物品，物质特征也会因时因地而不同。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测量单位。如此，也就不存在O=f (L,C) 形式的总量生产函数，这里L是劳动的一个量值，O是产量，C是资本投入量。罗宾逊还指出，不能单独地依据资本的未来收益去估计资本价值，要这样做，必须知道利息率，“而生产函数的主要目的却在于表明，技术状态和生产要素比率是怎样决定工资和利率的” (罗宾逊，1984,P.86)。这样，新古典派就陷入了循环论证。
与资本的测量问题相关联但性质有所不同的问题是所谓“再转换” (reswitching或double-switching) 现象。这一现象是由罗宾逊指出的，但对此做出全面阐释的是斯拉法(1960)。所谓再转换是指一种生产技术在某种要素价格水平上被采用，在要素价格变动后被放弃，在一个新的要素价格水平上又被再度采用的现象。假如在时间上考察生产过程并考虑不同的生产阶段，那么，每个阶段都是以劳动和资本的不同比例关系为特征的； 利润率的变化可能时而使一种生产方法，时而使另一种方法产生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说，在资本集约度与利润率水平之间不存在单调性的对应关系。因此，用资本稀缺程度说明利息率的观点就不复成立了。
资本争论以美国剑桥派的认输而结束。1966年，萨缪尔森在一篇文章中承认： 斯拉法、帕西尼蒂(L.Pasinetti)、卡尔多(N.Kaldor) 和罗宾逊为主要代表人物的 “新凯恩斯主义”或“英国—意大利学派”令人信服地指出： 在技术上不能证实“低利息率与较大程度的迂回性生产方法相对应”这一粗略说服的普遍正确性 (萨缪尔森，1966)。
围绕着资本理论，两大学派的争论也在经济观和方法论问题上展开。双方都自认自己是凯恩斯的嫡系正宗，都认为自己坚持了凯恩斯的经济观和方法论，罗宾逊甚至直称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是“私生的”凯恩斯主义 (Bastard Keynesianism)。萨缪尔森则自称是“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
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 并不是如它所自称的那样，是把新古典理论与凯恩斯的观点综合为一体，而仅仅是重申一下新古典的理论结构并添加上某些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名词。凯恩斯的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被保留了，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基本逻辑被抛弃了。
这一学派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市场权力是决定经济活动的首要因素。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并不是新古典综合派所概括的收入—支出模型，而是他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凯恩斯断定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是不合理的，政府必须对此进行干预和调节。同时，凯恩斯从理论上已推论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一个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新阶段。因此，该学派的代表人物试图以凯恩斯的这些论述为依据，建立和发展新的收入分配理论，并据此探讨向没有食利者阶层存在的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政策。
其次，经济是历史演变的过程。“在理论方面，《通论》 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今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来说，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 (罗宾逊，1979,P.5)。既然“过去是不能召回的”，对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经济分析必须考虑其历史的、制度的根源； 既然“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就要考虑因信息缺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而，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没有时间的均衡状态是不存在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根据推测或习惯来处理的。“而在最新教科书中，钟摆仍然向着它的均衡点摆动……所有旧的口号一成不变地在重复着” (罗宾逊，1979,P.22)。人们仍按理性选择原理作出决策，对一切可能的事件有完全的预见，制度和时间因素被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理论从生活中跳出来走进了抽象思辩的死胡同。这是对凯恩斯的背叛。
第三，后凯恩斯学派认为，新古典综合派把凯恩斯的宏观分析嫁接在新古典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拼凑起一个杂种的宏观—微观体系，这不仅破坏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统一性，而且也把凯恩斯理论庸俗化了。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后凯恩斯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发展和壮大。70年代中期以后，后凯恩斯学派从批判转向建设，一些系统阐述该学派理论体系的著作相继出现。80年代，罗宾逊、斯拉法等人相继去世，新剑桥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已不复存在，但后凯恩斯主义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客观地说，两个剑桥之争是凯恩斯本人理论内部矛盾的外化。凯恩斯的理论是在批判和否定传统经济学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论》 一书的很大篇幅都是在与古典学派进行论战。在《通论》 出版一年后，他在 《经济学季刊》 上发表的那篇旨在答复陶西格、列昂惕夫等人批评的文章中，把资源闲置更明确地归结为经济过程中所固有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凯恩斯是剑桥大学马歇尔的学生和门徒，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接受并传授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即使在《通论》 中，他也没有放弃古典经济学的任何一条原理。他将经济学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方法，认为古典学派并没有逻辑错误，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经济环境中古典理论仍然适用。他甚至保留了萨伊定律，只不过把它变成了一个特例。当希克斯发表那篇把凯恩斯理论同新古典派调合起来的论文时，凯恩斯并未表示异议。两大学派的是非是不能根据它们与凯恩斯本人的关系加以确定的。

两个剑桥之争cambridge controuersies

指美国新古典综合派和英国新剑桥学派之争。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中若干论点的理解和现实问题的看法发生分歧，逐渐形成两个对立的学派：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以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新剑桥学派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由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一向被称为剑桥学派，所以以琼·罗宾逊为首的具有坚定的反马歇尔理论色彩的后凯恩斯学派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由于新剑桥学派宣称要返回李嘉图传统，所以又叫作新李嘉图主义。由于他们主张较激进的改良主义，因此又被称为凯恩斯左派。剑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分别位于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因此，这两个学派之争又称为“两个剑桥之争”。

两个剑桥之争

从20世纪50年代起，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主要学派之间展开的一场持续20多年的论战。论争的焦点是争夺凯恩斯主义的正宗地位。论战的一方是以美国的萨缪尔森、托宾和索洛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他们以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附近的麻省理工学院为大本营； 另一方是以英国罗宾逊夫人、卡尔多等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以英国剑桥大学为大本营。由于两方代表人物均同两个学术名城“剑桥”有关，所以，西方经济学界将双方的这场论战称为“两个剑桥之争”。双方在凯恩斯主义的主要问题上存在深刻的意见分歧，涉及面很广。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是同新古典经济学综合调和，还是进一步决裂？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主张同以“充分就业”为假定前提的传统自由放任学说相决裂； 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经济达到了充分就业水平，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对的。这就为其后继弟子在理论上的分歧提供了依据。美国剑桥信奉后一论断，认为通过政府干预，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还是对的，因而主张将凯恩斯的收入分析同新古典学派的价格分析结合起来。而英国剑桥则对凯恩斯的后一论断持完全否认的态度，主张与新古典学派彻底决裂。(2)“历史观”还是“均衡观”？ 凯恩斯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 打破均衡的束缚，引进历史时间，强调对未来的预期及其不确定性。美国剑桥摒弃了“历史观”而强调均衡观； 英国剑桥则坚决信奉“历史观”，摒弃“均衡观”。(3)“资本论争”： 经济增长理论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分歧。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生产力论”，凯恩斯并没有同新古典学派的边际理论相决裂，因而，美国剑桥有根据地信奉这一理论，认为各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各得其边际产量，因而收入分配不均是理所当然的。而英国剑桥则对“边际生产力”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反对美国剑桥的资本、生产和分配理论，指责这些理论是为收入分配不均的现状辩护。(4) 生产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在使用政府政策以扩大就业这方面，两派并没有多大分歧。分歧主要在于增大什么样的就业，究竟是不管就业的内容，单纯追求就业量的增加呢？还是不仅要扩大就业的量，而且还要注意就业的质？美国剑桥只追求就业水平总量的提高，根本不谈就业内容之质的配置； 而英国剑桥则指责美国剑桥的这种做法是，容许他们的企业把地球啃光，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畸形发展。罗宾逊夫人将这些现象称之为她一生所经历的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5)对凯恩斯革命的评价。英国剑桥认为凯恩斯革命是一场悲剧，因为它导致了“滞胀”现象、无计划增长的无政府状态、污染以及军备开支扩大等恶果； 而美国剑桥则对凯恩斯革命的后果歌颂备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百事顺遂，仿佛即将进入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