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民族农业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national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中国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除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农业发展史。上古时代这一地区各民族的农业各有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不同类型。一方面，这些民族之间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另一方面，这些民族同中原汉族间也彼此斗争、相互渗透，关系错综复杂，经过长时期的分化、融合和重组，逐步形成现在的满、蒙、朝鲜、赫哲、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与汉族交错杂居的状况； 农牧业生产也在这个过程中曲折地发展。这些民族和汉族一起开发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使之逐步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之一。同时，历史上从这一地区孕育的一些强大民族曾先后入主中原，对整个中国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有明显的特点： ❶多样性。 大体东胡族系诸族逐步形成游牧经济，貊族系诸族较早形成较发达的定居农业经济，肃慎族系诸族虽然定居农牧业出现也颇早，但始终保存了较多的渔猎经济成分。
❷不平衡性。该地区民族中的先进部分，不断从其他部分中分化出来，形成比较发达的农牧业。在这基础上建立政权，以至向中原发展，但始终存在一些仍以渔猎为生的后进部分，其社会发展也滞留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❸曲折性。往往一个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发展起来了，蓬蓬勃勃，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异族的入侵，或统治民族的西迁南下，该地区再度呈现荒凉面目，渔猎经济重新起步。不过，总趋势仍是渔猎经济、游牧经济地盘日益缩小，定居农业地盘日益扩展。
远古和先秦时期 三大族系及其不同农业经济类型形成时期。
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呈现不同经济面貌。一种是以定居农业为主的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的沈阳新乐文化，距今5000～6000年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辽东半岛的小珠山文化，可作代表。另一种是以渔猎为主的类型。黑龙江下游的密山新开流遗址，嫩江流域的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可作代表。但农耕遗址中往往保留较多的渔猎经济成分，而渔猎遗址中又往往含有农耕经济的因素。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包含了或多或少的用于渔猎的细石器，如石镞，小型刮削器和切割器等，是该地区渔猎经济成分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反映。而这些细石器往往与可用于农耕的大型磨制或打制石器，如石斧、石锄、石耜、石磨盘并存，说明该地区农耕经济成分早就出现。
据文献记载，东北地区原始民族有东胡、貊、肃慎三大系统，分别居住在本区西部（大兴安岭以西的蒙古大草原东部）、中部(松嫩平原、辽海平原等)和东部（黑龙江流域中下游）。东胡族是春秋战国时活跃在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它的活动中心，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原是定居农业相当发达的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的分布区。被认为是东胡先世文化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旗的铜钵好赉遗址，出土大量用于渔猎的石镞、刮削器、切割器等细石器，同时又有可用于谷物加工的石杵、石磨盘等，经济生活应以渔猎为主，种植业可能已经发生。东胡族游牧经济的形成是相对晚后的。属于东胡系统、活动于燕山以北的山戎，商周时已有种植业，他们出产的戎菽和冬葱春秋时曾传进中原，促进中原农业发展。南北朝至宋辽时游牧于西拉木伦河的奚族即山戎的后裔。 貊族系是由人和貊人汇合而成，或称貉，𫈢国。 《山海经》说：“有𫈢国黍食”。 貉以农业、城栅为特点，不同于游牧族。分布在今辽西海滨、辽东半岛和朝鲜西北部的古朝鲜族是貊系统的一支，较早进入文明时代。周武王灭商，封商王族箕子为朝鲜国王，传播中原的“田蚕织作”技术，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肃慎是东北民族中最早和中原王朝发生朝贡臣属关系的民族，但该时期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其主体部分属渔猎与定居农牧业相结合类型，以善射和养猪为特点，尚未进入阶级社会。白山黑水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采猎的天然宝库，这里的居民很多长期以渔猎为生。
秦汉至隋唐时期 东北地区农业在东北民族与中原民族轮番进退，东北各族系大规模迁移、分化、融合与重组中前进的时期。
秦汉和隋唐，中原王朝的势力在东北地区有较大推进，尤以秦汉时的推进意义最大。它可追溯到战国中期，当时的燕国北击东胡，东攻朝鲜侯国，夺取辽河东西地区，设置右北平、辽东、辽西三郡，秦汉仍之。汉武帝时又击灭卫氏朝鲜，置玄菟等四郡。通过屯戍等活动，大批汉人进入东北，铁器、牛耕及中原其他先进农业技术亦随之传入，开创了东北农业新局面。目前东北地区已发现不少汉代铁农具，主要集中在辽东辽西中央王朝设置的郡县内，但也已推广至夫余、高句丽等东北民族地区。
该时期东北三大族系农牧业都有长足进步，但它们的地位前后却有很大变化。
东胡被匈奴灭亡后，其余部乌桓鲜卑相继兴起，拥有发达的游牧业，同时保留了少量种植业。东汉末，乌桓灭于曹操，被强迫内迁，成为曹魏骑兵主力。鲜卑檀石槐统一诸部，尽占匈奴故地，活动中心向西向南转移，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北魏等政权。在这过程中游牧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向农耕经济的过渡，并逐渐融合于汉族。其中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对辽东地区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南北朝隋唐时期，有属于东胡族系而又吸收了肃慎系成分的室韦诸部，活动在嫩江流域和呼伦贝尔湖区一带。他们以狩猎经济为主，使用角弓长箭。已有种植业，但较原始，剡木为犁，不知用牛。种植黍、麦、穄，但气候寒冷，收成很低。畜牧业占一定地位，饲养马、牛、猪，但没有羊。猪多且大； 猪和鱼是最重要食品之一。夏天固定放牧，以利耕作，南部室韦人冬天逐水草而居。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室韦人长期滞留于原始社会阶段。
汉代，貊族系经济有较大发展，相继在松嫩平原和鸭绿江及其支流浑河流域建立了夫余国和高句丽国，其经济均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渔猎。他们都已使用铁农具，这在当时东北诸民族中是最先进的。夫余号称殷富。高句丽虽山多田少，条件不利，但随着铁器牛耕的推广，农业逐步发展，尤其是晋末占领辽东地区以后，进步更快，南北朝以后，已是“种田养蚕，略同中国”。 同属貊族系而长期役属于高句丽的沃沮亦“宜五谷，善田种”。不过，南北朝以后，夫余和高句丽都相继衰落，夫余北魏时灭于勿吉，高句丽灭于唐。与此同时，原来发展比较缓慢的肃慎族系变得强大起来。随着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魏晋时期肃慎族开始使用铁器和养马，对其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南北朝时，肃慎族系迤逦西进，据有夫余故地。南部，肃慎系的勿吉与夫余融合，形成粟末靺鞨；北部，勿吉和北夫余、豆莫娄等融合，形成黑水靺鞨。勿吉人还渗入东胡族系地区，成为室韦诸部来源之一。唐代，以粟末靺鞨为主体的靺鞨人与部分高句丽遗民相结合，建立渤海国，据有松花江以南至日本海的广大地域，形成渤海族，普遍使用铁犁牛耕，农牧渔业均相当发达，成为东北农业史上重要时期。东北东部地区较大规模开发，始自渤海国。
宋辽金元时期 契丹、女真、蒙古族相继崛起，进入中原，而中原农耕文化也加速向东北地区伸展时期。
该时期东北地区民族三系并存局面，已让位于东胡、肃慎两系相继代兴的局面。最先兴起的是东胡族系的契丹，原系鲜卑宇文部一支，南北朝隋唐时活动于西拉木伦河以南、辽宁朝阳以北地区。契丹原是游牧民族，唐时建立了种植业，使契丹经济获得深刻改变，形成游牧与定居农牧业的结合。以后，契丹逐次征服东北诸族，占领华北北部，建立与北宋对峙的辽政权，东北各族第一次处于同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在辽统治下的东北地区，南部主要居住着汉人和渤海人，主要从事农耕，西部北部居住着契丹、奚、蒙古诸部，有着发达的畜牧经济。东部白山黑水居住着生女真诸部，仍以渔猎畜牧为主，尚未形成大规模田野农业。最东部混同江的五国部盛产猎鹰海东青，辽主每年向他们索贡，形成所谓“鹰路”。辽建国后，建立群牧，游牧经济有颇大发展，同时农耕经济也有明显的增长。最有特色的是契丹贵族用“头下军州”的形式把俘获的汉人和渤海人安置在其统治区内，从事农业手工业，使北方草原地区出现插花式农业点，其分布在西北至鄂尔浑河，北至嫩江下游、松花江以南，东南抵鸭绿江，而以上京临潢府以北地区最为集中。继起的是肃慎系的女真族，来源于唐代的黑水靺鞨。12世纪初，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后建立金朝，进而推翻辽的统治，翦灭北宋，占领北中国。女真人畜牧业有相当发展，也保存着渔猎习惯，但农耕是主要生产部门，没有发展成为单纯的游牧民族。金朝统治期间东北农耕文化因素的增长，最突出的是把中原和辽本土的大量农业人口迁往女真人的发源地——黑龙江地区，从而导致东北农业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区的扩展。从考古发掘看，东北金代农村遗址经济是相当发达的。不过，女真人的农具很大程度上依靠汉区供应或当地汉人工匠铸造，农业上也依靠汉人奴隶劳动，因此，其基础还不够扎实。辽金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奠定了明清时代东北全面开发的初步基础。
蒙古族源出蒙兀室韦，属东胡系。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过着农牧猎相结合的生活，8世纪中迁至斡难河、秃忽剌河、怯绿连河一带，因适应草原地区的自然条件，并受了游牧的突厥人的影响，学会牧羊，形成游牧经济。辽代蒙古族诸部分布在今土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等流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12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势力迅速发展，进取中原后，灭金，统一东北。在这过程中，东北各族农业受到严重破坏，城乡衰残，许多农田沦为牧场。元统一全国后，逐渐重视农业生产，在全国大兴屯田，东北地区也不例外，尤其是在东部蒙古族地区开荒种地，积草囤粮，发展水利，使当地农牧业生产获得较大发展。元政府又在东北建设通往大都（北京）的交通网，沿线设置称作“站赤”的驿站和狗站，客观上对各民族间的联系和白山黑水之间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 近代诸民族形成，东北地区获得全面开发时期。
明王朝建立后，逐步统一了东北。当时的辽东辽西等地，原来诸多的民族已融合为汉族的一部分，汉族是这里居民的主体，又不断有女真等族人民迁居这里。在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东北东部地区，活动着蒙古族兀良哈诸部； 这一地区的契丹人和奚人已融合到汉族或蒙古族中。在朝鲜半岛以北，松花江以东至黑龙江下游和日本海的广大地区，则是女真族诸部分布地。在上述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地区，明政府设奴儿干都司加以管理，下设卫所的官吏则由少数民族酋长担任。明初大兴屯田，东北屯田主要在辽东和兀良哈三卫，参加屯田的除卫所士兵外，还有汉族罪犯和归附的高丽、女真户以及元遗民。明王朝对东北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除贡赐外，还在广宁、开原、抚顺等地开马市，与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和东部女真人进行贸易，使大量铁农具、耕牛、种籽等进入东北民族地区。上述措施使在元朝统治期间受到破坏的农业得到复兴，并促进了当地各族农业的发展。明初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几乎回复到成吉思汗时代的单纯游牧生活，通过屯田和互市，中原农耕技术再度传入蒙古族地区，不少蒙古人学会农耕，但仍仰仗汉区提供的农具和种籽。明中叶以后，蒙古族势力扩展至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金代进入中原和辽河流域的女真人，已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金亡后留在故地的女真人尚多。由于战争的破坏，由于与汉区的隔绝和农业奴隶来源的断绝，元代女真农业明显衰落，各部主要过着“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的生活。明代，女真人逐步向西向南迁移，与汉族地区接触频繁，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尤其是女真人自己的冶铁业发展起来后，摆脱单纯依靠汉区输入铁农具和耕牛的局面，农业有了新的飞跃。女真人的农业既包含了肃慎族系的传统，又受到汉族和东胡系统各族影响，形成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
在农牧业生产巨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建川女真为核心的女真诸部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统一了东北，进而统一全国，建立清朝。清初东北地区农业生产因长期战争和满族入关而陷于萧条，辽东一带尤甚。清统治者开始鼓励汉族人民到东北垦荒，继而又实行严厉封禁。但在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地区寻找新耕地的汉族贫苦农民有增无已。汉族人民逐渐成为东北地区主体民族，东北地区也在汉族与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获得全面开发。在这过程中，满族社会经济获得巨大进步，无论生产力或生产关系，在主要方面均已接近汉族水平。东北西部的蒙古族各旗，由于汉族农民的大批进入，与蒙古族、达斡尔族人民共同垦荒种谷，已基本上成为农业区或半农业区。清代的东北，还有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等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渊源于明代的“野人女真”，长期以渔猎采集为生，鄂伦春、鄂温克以饲养驯鹿为特点，赫哲则以捕鱼、穿鱼皮、役狗为特点，其先民被称为“鱼皮部”或“使犬部”。达斡尔则可能是契丹人的后裔，清初属“索伦部”，以营农为主，兼事牧猎。他们均滞留于原始社会。17世纪中叶，清政府把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三族统编为“布特哈打牲八旗”，男丁战时出征，平时负担贡貂皮、参加围猎等公差、劳役。赫哲族不列入八旗，但有贡纳负担。在清朝统治下，这些民族生产力有所发展，有些族出现了农业，并逐渐向阶级社会迈进。此外，从19世纪前半叶起，朝鲜族人民陆续从朝鲜迁到鸭绿江右岸、图们江左岸中国境内居住，成为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在高寒山泽地带推广稻作，为中国东北边疆开发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