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与《文选》选评标准的比较

台大中文系教授齐益寿撰文说，刘勰在任东宫通事舍人时，与“引纳才学之士”的萧统太子结下主臣之谊。然而，前者的文学观对后者是否产生过影响，后代学者对这个问题多予关注。有人认为，《文心雕龙》和《文选》“宗旨如一”、“同其藻镜”(骆鸿凯《文选学》)。本文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从“选文定篇”和“评文标准”两个方面对这两本书做了比较。
作者逐项统计了两书所列赋体、诗体、论体、书笺体、章表奏启体作品及其作者。他根据统计数字断言，两书在选文定篇上相异之处大大超过相同之处。他又补充说，《文心雕龙》成书于南齐末年，但只列“九代之文”，充其量也只是“蔚映十代”(即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对于“皇齐”一代的作者作品敬谢不敏，而对刘宋一代文学也仅仅略举大概。《文选》却不仅选了齐文，而且选了普通七年(526)以前的梁代作品。即使不计齐梁作品，两书的差异仍然是很大的。
作者认为，选文定篇上的差异反映出刘勰与萧统二人的文学观当有明显不同。《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深的文学批评巨著，其写作动机却是因不满晋宋以后的文学风尚而发的。在刘勰看来，这种文学风尚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为文而造情”。其始作俑者是两汉辞赋家。他们“心非郁陶”，却以“苟驰夸饰”的伎俩，以收“鬻声钓世”的目的。这种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淫丽而烦滥”。晋宋以后的作家师承此风，远弃风雅之真，而且变本加厉，从“为文”进而“逐文”，到了“逐奇失正”、“失体成怪”的地步。观文风的流变，刘勰感到自商周以后，文学发展一代不如一代。萧统却有不同的看法。在《文选序》里，他对于古今文学的发展变迁，视同大辂之于推轮、增冰之于积水，无非是后来居上，今胜于昔。两人的文学发展史观大相迳庭。他们所持的作品评价标准则有异有同，但异大于同。萧统以“综缉辞釆，错比文华”作为选文标准，重辞采，尚复笔。刘勰对于重辞采、尚复笔不但不反对，而且对宋齐以来盛行的复笔技巧，如用典、对偶、声律等，多持肯定态度。但在他的评价标准里，辞采并非首要，首要的是作者的情性，作品的内容。《情采》篇分别出了情为经、辞为纬的主从关系，阐明了“辩丽本于情性”的本质之美，从而确立了“为情而造文”的主张。这与萧统不顾情性之有无，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是务，是很不相同的。此外，刘勰评价作品还注意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等内容。这又见出刘氏标准的多元性与萧氏标准的一元性很不相同。
因此，作者不同意两书“宗旨如一”、“同其藻镜”的说法。(参见齐益寿《〈文心雕龙〉与〈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一文，载于《古典文学》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