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阶级基础及其性质，陆庭恩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商务印书馆)一书中认为，阿里的改革，代表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杨灏城的《穆罕默德·阿里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则认为，在改革之前，阿里代表的是地主阶级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改革后则只代表以他为首的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阿里改革的性质是封建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费孝通在《缅怀肯雅塔》(《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5期)一文中说，肯雅塔早在英国就学时就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了，从事着在帝国心脏的“掘墓”工作。肯雅塔是个“在人类历史上作出过伟大贡献，在非洲土地上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的人物”。
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改革，史学界也提出了看法。秦晓鹰的《评海尔·塞拉西的社会改革》(《世界历史》1980年第2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改革的性质是封建上层贵族改革派所发起的“阶级自救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塞拉西一世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位一体的总代表，他的“改革”已失去了进步性，并反映了封建生产方式必然会被资本主义淘汰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