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国时期的农业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四川经济仍未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自民国元年到1935年，四川出现了20多年军阀割据，战争不断的局面。各军阀为了维持浩大的战争经费，不但在四川各地强迫农民种鸦片，收取巨额“烟税”，而且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横征暴敛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当时仅田赋一项的征收，一年少者三四次，多则八九次、十余次。军阀田颂尧驻防的射洪县，一年就征收了14年的粮。民国24年的田赋，有的竟已预征到民国100多年。许多农民因此破产，“老弱转死沟壑，壮者逃之四方”，农业生产力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
1935年蒋介石势力伸入四川，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政局渐趋稳定，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恢复。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当时四川能够以大量兵源和财力、物力支持抗战，同四川农业情况的逐步好转有关。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四川农村经济不可能有根本好转。由于大片国土沦陷，重庆国民政府的主要财源“三税”(关税、盐税、统税)锐减，全靠在四川征收田赋来支撑。这种田赋，1942年时包括征实、征购、县公粮附加、折耗等项目，平均每亩耕地的负担占产量的59.5%。如此沉重的负担，又是按田亩摊派，地主就采取增加地租的办法向佃农转嫁，完全落到了种田人的头上，广大农民困苦不堪，粮食生产萎靡不振。同时，国民政府以“有利抗战”为由，实行经济统一管制，这就为官僚买办资本谋取贸易特权大开了绿灯。战时，包括生丝、茶叶、桐油、猪鬃、皮革、羊毛等农畜特产品，都在官僚买办所控制的“统制”机构的垄断之列。他们凭借法令和政令的干预，强制以低价收购农产品，操纵市场，伺机倒买倒卖，大发横财，严重打击了生产。如收购桐油，其价格尚不敷生产成本，引起桐林荒芜，农民纷纷砍掉桐树改种其他作物；1937年四川桐油出口量为10万吨，实行经济统一管制后的1940年降为0.33万吨，1941年再降为0.23万吨。蚕桑生产也难逃厄运，四川战前年产生丝150万—200万公斤，到1944年已不及此数的一半。
1945年抗战胜利，四川农民盼望有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休养生息，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然而，蒋介石政权倒行逆施，蓄意发动全面内战，对人民实行更加专制和残酷掠夺的政策，四川农村重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支持内战，蒋政权滥发纸币，通货恶性膨胀。1949年初的“法币”发行量比1937年增加了1 445倍，还大量发行根本无法兑现的“银元券”、“金元券”。于是物价飞涨，米珠薪桂，百业萧条，民不聊生。四川到处民怨沸腾，成都等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农村中不断出现抗丁、抗粮、抗捐事件。这些，都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促使国民党政权于1949年垮台。
到1949年，四川农业基础已极其虚弱。其主要情况如下：
生产方面。1949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43.4万公顷，总产量1 494.5万吨；亩产105.5公斤，不仅比湖南低24公斤，还低于贵州3公斤。主要经济作物和林畜产品产量，棉花总产1.54万吨，亩产6.5公斤；油料总产23.6万吨，油菜籽亩产45公斤；糖料总产56.9万吨，甘蔗亩产1.85吨；烟叶总产4.68万吨，烤烟亩产50公斤；蚕茧总产0.49万吨；茶叶总产0.46万吨；水果总产4.5万吨；水产品总产0.81万吨；生猪饲养量由1946年的1 500多万头降到1 000万头，出栏量305万头；大牲畜存栏555万头；羊存栏260万只。
产值方面。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43.51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其中农业产值36.2亿元，占83.2%。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产值26.33亿元，占72.7%；林业产值仅0.67亿元，占1.9%；畜牧业产值4.7亿元，占12.9%；其他产值4.5亿元，占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