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曲折发展阶段1958—1965年

1958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 很多地方不适当地撤销了技术推广机构， 技术推广干部调作其他工作， 或下放劳动。使技术推广工作陷入困境。到1960年冬， 党中央开始纠正“左” 的错误， 技术推广工作得到发展。
1.种植业技术推广。1958年后， 农业技术推广站撤销，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陷于停顿。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情况， 1962年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农村工作部《关于恢复健全农业技术指导站的报告》， 省人民委员会批转农业厅《关于县、社农业技术服务站工作方案》， 各地根据两个文件精神， 先后恢复农业技术推广机构， 组织技术干部归队， 开展技术推广工作。为进一步发挥机构职能作用， 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于1962年8月14日发出 《关于恢复与加强三站 (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 工作的指示》， 到12月， 64个县 （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全部恢复， 公社农业技术推广站恢复900处， 占应建站总数的96.7%, 配备干部2 837名 (占编制总数的86%)。1963年3月， 省人民委员会转发农业部《关于充实农业技术推广站， 加强技术推广站工作的指示》， 各地在恢复机构的基础上， 认真调整、配备干部， 到5月统计， 全省共有农业技术推广站989处，其中县总站66处， 公社站923处， 占农村人民公社总数的98%, 共配备农业技术推广站干部2 798名(占编制数的85%)。
1962年推广林甸县以县良种场为核心， 公社良种场为桥梁， 生产队种子田为基础的三级良种繁育推广体系。到1965年全省各县都有良种场， 有772个公社建立了良种场 （集体经济）, 占全省公社总数的81%, 有4.61万个生产队建立了种子田， 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81.9%。
为加强植保工作， 1958年将省植物检疫站改为省植物检疫植物保护站， 1963年扩建为植物检疫植物保护处。1964年又在哈尔滨、五常、嫩江、讷河、伊春等15个市县建立植检植保站， 1965年又增建绥化地区植检植保站， 全省共有专业技术人员103人。
1953—1960年， 省农业厅曾在农政科、互助合作科， 公社经营管理处， 地、县农业技术推广站， 农业科 （局） 均设有财会辅导人员。1963年地 （市）、县成立财会辅导站， 1965年全省财会辅导员达1462人。
1958—1965年， 在恢复健全组织机构同时， 大力推广实用有效的技术成果。主要有： 适合干旱半干旱地区应用的吕和耕作法， 学习推广辽宁省水稻大垅栽培技术， 稻田拖拉机水耙地； 水稻塑料薄膜湿润育苗等3项增产技术。多点示范普遍推广化学肥料硝酸铵。1964年开始推广玉米双交种黑玉46、71等优良品种。
2.畜牧兽医技术推广。1958年畜牧兽医站与商业畜产品采购站合并， 改为畜牧生产服务站。全省共有630处， 其中县站70处， 公社站560处， 人员达5 000多人。1960年畜牧兽医、畜产品采购站分设。1962年8月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发出 《关于恢复与加强三站 (农业技术推广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 工作的指示》， 各地、县及时调整充实了畜牧兽医站。1963年县社两级畜牧兽医站人员达到2 866人， 其中县站562人， 公社站2 304人， 到1964年人员又有增加， 全省畜牧兽医站编制为3 198人，实际人数3 022人，其中县站626人， 公社站2 396人。1961年建立省家畜防疫队编制40人。到1964年全省有72个专 （市）、县成立了家畜防疫队。1962年10月在齐齐哈尔、龙江、杜尔伯特、林甸等14个市县建立了草原管理站。1959年贯彻 “防重于治， 养防结合” 的方针， 将各县兽医院 （所）改为家畜疫病防治院 （所）, 同时各地将一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兽医所，改为全民所有制家畜疫病防治院 （所）。1962年全省有市、县家畜疫病防治院 （所） 71处， 541人， 公社家畜疫病防治院 （所） 703处，3 377人。1961年10月农业部将铁路兽医卫生机构交给所在省领导， 黑龙江省成立哈尔滨铁路中心兽医卫生段， 统管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3个兽医卫生段和绥化、佳木斯2个分段。1965年3月将哈尔滨铁路中心兽医卫生段，改为黑龙江省铁路兽医卫生处。1958—1965年， 在机构频繁调整中推广工作常抓不懈， 注射猪瘟兔化弱毒疫苗、猪肺疫菌苗、猪丹毒菌苗， 1958年控制了猪三大疫病的发生； 1959年猪瘟低温真空干燥苗研制成功， 开始推广猪瘟、猪肺疫、猪丹毒三种疫 （菌） 苗同时注射， 提高了猪的防疫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推广牛肺疫兔化弱毒菌苗， 1959年控制疫情发生， 1960年消灭了牛肺疫。全省坚持春、秋季两次鸡新城疫苗刺种， 每年保持在1000万只； 1965年把疫苗刺种改为注射， 并应用鸡新城疫Ⅱ系苗对雏鸡进行滴鼻， 鸡新城疫情得到控制。
3.农业机械技术推广。1959年10月省人民委员会下发 《关于建立农业机械管理机构的通知》， 各县（市） 相继建立了县 （市） 农业机械局。1962年改进农业机械管理体制， 建立了县 （市） 农业机械技术管理总站， 全省共建县 （市） 农业机械技术管理总站63个。1963年2月将县 （市） 农业机械技术管理总站改名为县 （市） 农业机械站。在这个时期， 随着拖拉机在农村普及和田间作业机具增加， 农业机械管理部门及时指导农机具田间作业， 改进耕作栽培方法，生产能力不断提高。1962年全省农村拖拉机增加到2 889台， 1964年开始推广定型的垄作七铧犁。
4.林业技术推广。1963年黑龙江省营林、森工管理机构分设。省林木种子公司变为自负盈亏单位，直接领导哈尔滨、神树、牡丹江3处林木种子库和哈尔滨、牡丹江2处林木种子检验站及黑河林木种子管理站，县有铁力、宾县等15处重点林木种子站，每站3～5人。1965年林木种子机构调整为省直属公司、站、库6处，牡丹江、嫩江、哈尔滨专署（市）林木种子管理站3处和林口、延寿等11处林木种子站。
5.水产技术推广。随着水产事业的发展， 1965年水产技术推广站增加到47处， 18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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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8年

1. “大跃进”和调整阶段(1958—1965年)。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畜牧生产从私养为主转为公养为主，社员养猪无偿收归集体，大办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千猪场、万鸡山。为实现一人一猪的高指标要求，采取“见母必留”、“人工发情”、“割尾巴”快速催肥等违背科学的做法，饲料短缺、管理不善，加上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大批生猪死亡；耕牛归社、管理不善，使役过量，耕牛大减，畜牧生产连续3年下降。1961年，全省猪、牛、羊、家禽存栏数比1957年分别下降70.8%、19.5%、23.9%和25.6%; 肉类总产量2.28万吨，下降85.4%；畜牧业产值0.53亿元，下降近50.6%。1963年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实行“私养为主，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方针，开放农贸市场，整顿集体猪场，鼓励社员养猪，调整派购政策，实行卖猪留肉和奖售饲料粮和布票。耕牛推行“公有私养”，给繁殖小牛的饲养户分成奖励等，使畜牧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1965年，全省畜禽存栏数，除大牲畜(87.8万头)外， 已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其中：猪存栏数446.9万头(私养占92.7%)、羊32.7万只、家禽1703.3万羽，分别增长11.39%、62.31%和11.46%; 畜牧业产值3.25亿元， 提高56.25%。
2. “文化大革命” 和恢复发展阶段 (1966—1978年)。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调整时期提出的发展畜牧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加以否定和批判，废除自留地、饲料地，限制社员饲养家畜家禽，取消畜禽防疫制度，解散畜牧兽医站，技术人员下放，造成畜禽疫病蔓延，畜禽生产停滞、下降。1969年，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批转《全省养猪会议纪要》，虽然号召“大养其猪”，但被再度掀起大办集体猪场、取消耕牛繁殖奖励、关闭牲畜交易市场等的影响，畜牧业生产难以发展。1973年，实行生猪派购，“一定三年，任务到户、超产奖励”。1976年，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养猪的通知》精神，重申“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社员养猪不加限制，强调私养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能随意改变等， 畜禽生产开始回升。1977年，全省生猪存栏数610万头、牛97.9万头、家禽2390.9万羽， 比1965年分别增长36.5%、11.5%和40.37%; 肉、蛋、奶也分别增长26.55%、40.53%和46%。畜牧业产值3.16亿元，基本恢复到1965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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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9年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邮电事业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年内全自治区县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增加了5 383门，总容量达到2.53万门，比1957年增长27.1%；杆路增加了1.59万杆公里，杆路总长度达到8.68万杆公里，比1957年增长11.2%；线路增加2.46万条公里，架空明线总长度达到11.88万条公里，比1957年增长28.8%；年末全自治区808个人民公社中，有747个装有电话总机，764个可开电话会议；全自治区县内电话实有用户1.93万户，比1957年增长27.3%。
1959年，在坚持邮电为农村中心工作服务的指导方针下，提出“邮电下乡，服务上门”。一年内新设电话总机57处，安装电话机7 353部，使全自治区县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达到3.77万门，电话机数达到3.25万部； 杆路总长度和线路总长度分别达到10.87万杆程公里和7.71万对公里。
1962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农村电话进行了整顿，严格划清了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分别进行管理，县至人民公社之间的电话线路和设在公社与公社之间交换中心的电话总机，划为全民所有，作为地方国营，由邮电部门代管。同时，压缩一部分不急需的和维护困难的农村电话，对农村电话人员进行了精简。至1962年11月底，全自治区保留总机801处，通电话的公社9 254个，占全部公社数的92.1%；杆路长度7.88万杆程公里，比1961年减少25.6%；用户总数1.97万户，比1961年减少42.9%。
1962年，对全自治区农村地区邮电支局所、通信网路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年内共撤消农村邮电支局（所） 514处，比1961年减少36.5%。农村邮电支局（所）裁减后，委办的邮政代办所增加61处，使农村邮政事业的发展与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减少邮政部门在人力、财力上的浪费。由于农村行政体制的变动，县以下设区，划小人民公社，撤消生产大队，以及农村邮电机构的裁撤，各局对县以下邮政通信网进行了调整，裁减了农村邮路和农村投递路线2.54万公里，比1961年减少23.7%，直接影响到农村地区的邮政通信水平。1962年全自治区通邮的人民公社9 035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88.2%，尚有1 211个人民公社的信报投递是由群众捎转。
为了提高农村电话通信能力，提高明线传输的复用系数，进入70年代中后期，广西农村电话掀起了“载波化”建设热潮，1974年全自治区装有载波电话终端机的公社36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3.7%。到1979年，全自治区装有载波电话终端机的公社达781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80.8%；县至公社的载波电路数达到1 153路，占县至公社电路总数的45.6%。
70年代，广西农村邮电通信一直保持很高的服务水平，1970年装电话交换机的公社901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89.7%；装电话的生产大队达1.25万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99.7%；设有邮政自办局所的公社954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95%；在邮件运递频次方面，每天投递一次的公社965个，每两天投递一次的公社39个；生产大队的投递频次：每天投递一次的6 674个，每两天投递一次的4 767个，每三天及以上投递一次的993个，捎转的99个，分别占生产大队总数的53.25%、38.04%、7.92%和0.79%。1979年装电话交换机的公社达940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97.2%；装电话的生产大队达1.26万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98.6%。设有邮政自办局所的公社953个，占人民公社总数的98.6%。在邮件运递频次方面，每天投递一次的公社947个，每两天投递一次的公社20个。生产大队的投递频次：每天投递一次的8 765个，每两天投递一次的3 369个，每三天及以上投递一次的572个，捎转的32个，分别占生产大队总数的68.81%、26.45%、4.49%和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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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发展阶段1966—1978年

这一阶段，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农村电网建设规划遭破坏，农电建设曾一度中断。70年代初，由于“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加上广大农民盼电、用电的急切心愿，在缺乏计划，缺少资金、材料和技术的情况下，农村社队自发地掀起了一个自筹资金，自行办电的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用电面急剧扩大，用电量迅速增加。到1976年末，全省农村用电设备容量达135万千瓦，年用电量增加到78 183千瓦时，比1963年增长24倍。这期间，由于受“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能严格执行技术规程，进行盲目施工，建成了许多设备状况差，质量低劣的农电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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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曲折发展阶段1958—1978年

从1958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 江西农业经历了在发展中下降、在困境中渐升的几起几伏的曲折发展过程。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 使江西农村出现了日益好转的局面。进入 “二五” 计划头一年——1958年， “大跃进” 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江西农村同样出现贪多求快、急于求成的浪潮， “一平二调” 的共产风、浮夸风， 强迫命令、瞎指挥等不良风气一时盛行， 过高地追求粮食生产高指标和高估产， 乃至竞放“卫星”， 流行各地。由于过高估计产量而导致1958年和1959年的连续高征购， 超越了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 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严重削弱了农业生产力， 使得农业生产连续3年减产。据统计， 1958—1960年， 全省农业总产值年平均下降3.4%, 其中： 粮食总产量年平均下降2.5%, 棉花总产量下降4.6%, 油料总产量下降14.3%, 猪肉总产量下降16.5%。
1960年冬和1961年春， 江西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 用了6个月的时间， 普遍检查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贯彻与落实， 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八字方针， 纠正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随后， 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 《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和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草案）》， 在农村分批分期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教育干部群众， 总结经验教训， 增强政策观念， 落实退赔政策， 退还平调原大队所有的山林、池塘和平调社员的实物， 彻底纠正 “一平二调”、刮 “共产风” 的错误。全省恢复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 建立起临时作业组、小段包工等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和推行定额管理制度。与此同时， 还积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推广先进的农业增产技术， 发展小型水利， 开展农田建设。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加上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 农业生产迅速走出困境， 开始回升。尽管这一时期连续遭受1962年的大水灾、1963年的大旱灾和1964年的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 农业生产仍有增长。1965年， 全省农业总产值 (按1957年不变价计算) 达到22.95亿元， 比1960年增长32.4%。主要农产品产量： 粮食达802.37万吨，比1960年增长32.3%；棉花达4.778万吨，增长113.3%；油料折油达6.67万吨，增长32.2%；生猪年末存栏数608.1万头，增长41.9%。农村经济开始走出低谷，进入稳步发展，并且积极支援国家建设，仅1961—1963年的3年中，按照国家计划调粮出省的要求，共调出粮食121.84万吨，居全国第2位。从1961—1965年的5年中，全省商业部门还调出食油1.53万吨，生猪29.56万头，家禽93.4万只，鲜蛋1 721吨，木材235.24万立方米。
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 江西的农业生产受到冲击。“文化大革命” 初期， 各级领导被夺权后， 农业生产处于自流状态。1968年秋， 开始大搞 “扩社并队”， 强行将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规模扩大1～3倍， 改变原来的基本核算单位， 又一次刮起无偿地调用农村劳动力和资金的 “共产风”。据农业部门统计，1969—1970年， 全省平调农村集体资金6 645万元，其中平调手工业联社和供销社资金3 340万元。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一味推行 “大寨工分”， 加剧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农业生产上， 片面强调 “以粮为纲”， 搞单打一的粮食生产， 使农业多种经营遭到重大损失。在政策上， 推行 “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砍家庭副业和社员自留地。这样， 农民从集体生产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 从家庭副业中得到的家庭收入更不堪入计，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愈趋低下， 造成农副产品严重匮乏， 城市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进入70年代以后， 江西农业生产在全国农业经济气候稍稍回转的情况下， 逐渐从波折中走向平稳， 在低水平上缓慢发展， 在困境中出现了回升。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 吸取 “大跃进” 和3年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 多数人仍坚持正常生产， 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 农业生产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 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总额为5.3亿元， 年均5 331万元， 比3年调整时期每年要少1 534万元， 而实际劳务则投入较多， 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以1975年和1965年比较， 全省旱涝保收面积由88.7万公顷增加到134.7万公顷； 农村用电量增长6.9倍； 全省化肥施用量增长20%; 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3.1倍。全省农产品产量也得到了稳定的增长， 粮食总产量1975年达到1056.8万吨， 比1965年增加了254.4万吨， 生猪出栏数1975年达到543头，比1965年增加113万头， 麻类、甘蔗、茶叶保持平稳增长。至1978年， 农业生产又有较好收成。这一年农业总产值达43.35亿元 (按1970年不变价), 比1976年的40.04亿元增长8.3%, 粮食总产量增长9.8%。棉花、油料、烤烟、晒烟、苎麻等主要经济作物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