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河南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了15年时间，特别在后期，成为全省农村工作的基本内容，因而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过程中，河南虽然也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但大寨精神中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始终是全省各地学习的主要内容，并用这一精神治山治水、防风固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使全省的落后农业生产面貌得以初步的改观。这期间，特别是1990年以后，每年全省各地都组织大批的农村劳动力建水库、修梯田、挖水渠、治碱排涝、打井、筑路，并取得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初步成效。到1978年，全省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增加到3 723千公顷，其中旱涝保收面积增加到2 156千公顷。机井数量已达到60.44万眼。这些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为全省以后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较为稳固的生产基础。
强调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堵资本主义道路和所谓的“大批促大干”，造成乱批乱斗，混淆了两类性质矛盾，伤害打击了许多干部和群众，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特别是提出的“大打批资批修总体战”和开展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农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出现了“乱杀”(母猪、牛、羊)、“乱砍”(社员房前屋后的果树、菜地等)、“乱没收”（社员出售的多余农副产品）的“三乱”现象，把河南的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绝境。
过分地“美化”、“神化”大寨，把大寨的一切都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各条路线、各个部门都要适用大寨这一至高无上的典型。所谓“农村的一切典型都是学大寨的典型，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典型”，形成农村的先进典型除“学大寨的典型”外，别无它家的不正常局面。这种作法，严重地束缚了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也严重地制约了农业的发展。
学大寨的所谓“管理经验”，硬性推行大寨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评分”、“一定四评”等做法，造成生产管理上的混乱。河南在“学大寨”中，全省约有70%的生产队执行“大寨工分”，把过去搞的定额、包工等经营管理办法全部推倒，形成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出工不出力”等现象，给农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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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山东省持续15年，并在其后期成为农村工作的基本内容，因此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促进了农业基本建设，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虽然农业学大寨最终成为政治运动，山东省在这一过程中也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但大寨精神中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特别是在农业基本建设中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始终是山东省学习的基本内容，并用这种精神治山治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造了落后的生产条件。这期间，特别是1970年之后，全省每年冬季都组织上千万农村劳动力上阵，闸山沟、修梯田、建水库、挖水渠、深翻改土，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一治一道岭、一座山，一整一个洼、一大片，一改一条河、一道川，并对黄、淮、海三大流域，按照国家统一规划，进行了大规模治理，从而使山东省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全省农田灌溉面积由1964年的1 744. 4万亩增加到1978年的6 622. 2万亩，高产稳产田面积由1965年的1 162.5万亩增加到1978年的4 137.9万亩。上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就，为后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2. 增加了积累，壮大了集体经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即“六十条”)规定： 生产队扣留的公积金一般应控制在可分配总收入的3%—5%以内。但大寨大队的积累率实际在10%以上。受其影响，山东在学大寨过程中农村的积累率也是较高的。据统计，1962年山东省农村人民公社的积累率为3. 4%, 1965年为5. 9%,1970年为6. 9%, 1975年达到8. 0%, 1978年仍为7.9%，呈逐年增高趋势。较高的积累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在客观上壮大了集体经济。据统计，1978年山东省农村固定资产达到98.85亿元，其中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拥有82.47亿元。这对于农村抗拒自然灾害，进一步发展生产无疑是有利的。
3. 部分地区推行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挫伤了农村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大寨大队劳动管理经验的特点是“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基本内容是“突出政治，为公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所谓“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1967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以第18号文件批转了生产指挥部农林办公室《关于普遍推行大寨大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搞好劳动管理的经验报告》，根据这个文件精神，部分地区推行了大寨大队的劳动管理办法。在这些地区，大寨大队劳动管理经验推行以后，农村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明显受挫，导致出现了“政治工”、“大概工”、“混混工”等出工不出力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4.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关闭集贸市场，挫伤了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延缓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成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基本内容之一。开展正常的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农村商品交换、农民家庭手工业等，都被视为影响农业学大寨运动方向和危及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倾向而进行批判，家庭手工业则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1967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加强农产品市场管理的通令”，关闭了部分农产品市场，并对大部分农产品的流通进行了很大限制。1975年1月，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倾向开展一场大揭发、大批判，坚决煞住资本主义妖风”。1976年1月，全省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现场会议向全省介绍了烟台地区批判资本主义、开展群众性大辩论的做法。大辩论的题目是： 在经营管理上，是坚持政治挂帅，还是搞物资刺激；在生产方针上，是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还是以钱为纲、弃农经副；在作物种植上，是执行国家计划，还是搞自由种植；在产品销售上，是执行国家规定的政策，还是搞自由贸易；在分配问题上，是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还是分净吃光；在副业生产上，是按照政策正确对待集体副业和社员家庭副业，还是热衷于搞副业单干。通过辩论，对“资本主义倾向”来了一个“大揭发、大批判、大扫荡”。1976年全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进农业学大寨运动经验交流会议”提出：“农业学大寨运动，最根本的任务是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坚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解决农业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到实处……。”1977年12月，“全省普及大寨县工作会议”提出，“一些地方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城乡串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现象严重，特别是打着集体的旗号搞资本主义，面广量大，问题很突出”。对此，“一定要深入开展‘一批两打’斗争， 解决好方向道路问题。”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上述一系列活动的开展， 严重制约了农村多种经营、工副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 导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失调， 农村经济长期低速发展。1963—1978年的15年间， 全省农业总产值增长242.9%, 年递增率仅6.09%, 比1978—1986年间的递增率(15.9%)低9. 8%。1978年农业总产值中，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仅占30.5%；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饮食服务业仅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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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业学大寨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青海农业学大寨运动持续了14年， 特别在后期， 成为全省农业工作的基本内容， 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青海虽然也执行了一些“左” 的政策， 但大寨精神中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爱国家、 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及战天斗地、顽强拼搏， 勇力改造自然的精神， 始终是全省各地学习的主要内容， 并结合本地实际， 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改变了部分地区的生产条件。 据统计， 全省在农业学大寨中累计平整土地4.6万公顷，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982.4平方公里。 牧区投入资源建设的人数达到4万多人， 为牧区劳动力总数的1/4, 大力开展 “草库伦”建设活动， 对封育、保护草原、 提高牧草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开展农牧业学大寨的活动中， 由于受政治挂帅等 “左” 的思想影响， “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歪曲了大寨经验的实质， 有些地方没有学习大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的精神， “爱国家、 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而是脱离实际， 搞形式， 大搞阶级、路线斗争， 强硬推行所有制的穷过渡， 割 “资本主义尾巴”， 关闭农村牧区集贸市场。并在1969年刮起了 “三交一改变” (收交自留地、 自留畜、 自留树，改生产队核算为大队核算) 的共产风， 记政治工分，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出现了乱砍滥伐树木、 宰杀牛羊、庄稼荒芜和合并生产队的现象， 干部和社员的思想再度混乱， 影响了人民公社 “六十条” 等经济政策的正确贯彻。 同时， 过分地 “美化”、 “神化” 大寨， 把大寨的一切都看成是绝对正确的。 硬行推行大寨的 “标兵工分”、 “一定四评”等做法，造成生产管理上的混乱， 影响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给农村牧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