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农业史agriculture history of the Linationality

黎族是中国南方有悠久农耕历史的民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开发者。约在距今三四千年前从大陆南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移居于海南岛。西汉时的骆越，东汉至隋唐的俚、僚，包含了黎族先民在内。“黎”作为该族族称始见于唐代后期文献，普遍使用于宋代，并沿用至今。
1949年后在海南岛已发现新石器中晚期遗址100多处，时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周之际（一说夏代与商初），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文化属同一系统。这些遗址一半以上在现今黎族聚居区。它们多分布于河流两岸的山坡和台地上，文化层不厚，出土的石器有农具类的斧、铲、犁，渔猎工具类的戈、矛、网坠，手工工具类的锛、凿、纺轮等，陶器亦多有出土。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黎族先民已普遍从事农业，但渔猎仍在经济生活中占重要地位；农业生产方式主要还是刀耕火种，但已懂得翻土，部分地进入早期锄耕农业。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谷物遗存，估计当时种植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以及旱稻、粟等。东汉杨孚的《异物志》谈到南方海岛上的人以甘薯（薯蓣科块根植物）为传统食品。而黎族宋代还流传着“占薯芋之熟，记天文之岁”的习俗。《尚书·禹贡》有“岛夷卉服，厥篚织贝”的记载。有人论证织贝（吉贝）即棉花，认为海南岛人民在3000年前已经种植棉花了。
春秋至秦代，史籍中缺乏对海南岛农业情况的记载。自汉武帝平定南越在海南岛设郡县后，从大陆迁往海南的汉人日渐增多，带来先进的农具与技术。聚居于岛北和岛东北沿海地区的黎族，开始使用铁器，普遍实行锄耕，部分可能已学会种植水田。家畜饲养也相当普遍，种类有牛、羊、猪、鸡等。但离海岸较远、与汉族接触较少的黎族地区，仍以刀耕火种农业为主。
唐宋时期，汉族移民增多，从岛北、岛东北沿海逐步扩展到比较偏远的岛南，与黎族杂居，使这些地区及其附近的黎族的农业有较快发展，普遍种植水田和使用畜力。谪居海南的苏东坡父子所写黎族农事诗中常提到锄、耜、耰、耦、牛耕等，反映北宋后期儋州一带黎族使用农具和农艺与邻近汉区接近。农田水利的发展，使许多旱田变成水田。如北宋开宝八年(975)在琼州开渠引峻灵塘水灌田200余顷；南宋时琼州帅守韩璧也曾派人教当地黎人“灌溉之法”。优良的占城稻种也传入了海南岛。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苎麻一岁“四番收采”。槟榔、吉贝（棉布）成为外销的大宗商品，黎峒出产的香料，赤、白藤等亦由汉商贩运至大陆。但宋代黎族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黎族地区仍是“地狭民稀，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耕种不粪不耘，樵牧渔猎……家无宿粮”。铁器虽已普遍使用，但仍以山地农业为主，稻米不足，以薯蓣为粮。部分巢居洞穴的黎族，仍以铁刀、铁斧、尖头木棒行砍倒烧光法，土地“通同占据，共耕共分”，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明清时代，黎族地区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尤其是与汉族杂居或邻近汉族区的黎族。如文昌、乐会、琼山、会同、安定、儋州、万州等县的部分黎峒，已广泛使用犁、锄、铲、镰、钩刀等铁质农具，有些临近江河地区，还学会“以竹筒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动车水灌田”。普遍实行中耕和施肥。粮食产量大为提高。旱地推行大面积间作，“杂植山萸棉花，获利甚广”。一些离汉族区较远的黎族地区，明代以前还被视为“蛮烟瘴雨之地”，明中叶以后，被开垦为“膏腴田地”。特别到了清代，许多土质水源较好的地区，都辟为水田。所产稻米不但自给，有些地方还有余米出售。人们已不像过去那样迁徙游耕，形成许多“土沃烟稠”的村寨，如当时崖州有些黎村多至千余家。畜牧业也有长足发展。牛只和槟榔、椰子、吉贝、香料等一样，是明代黎峒输出的主要物资，而牛税与槟榔税则成为琼州两大商税来源。但明清黎族农业发展仍存在显著的地区性不平衡。一些偏远山区的黎族仍以刀耕火种农业为主，岁岁易地。虽也种植部分水田，但“不识耕种之法，亦无外间农具”，播种前纵牛于田，往来践踏，俟水土交融，即行播种，不耕不耘。收获时以手掐穗或以小刀刈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