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1818—1883 1820—1895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无产阶级的和人类的一种新型的道德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伟大道德精神和崭新道德品质在道德理论上的概括总结，也是对数千年来人类优秀道德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与封建主义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和小资产阶级道德在道德理论和实践中反复较量的产物。19世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断出现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和理论创建过程中，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的同时，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重大伦理学理论问题，作出了全新而深刻的论述。（一）在道德起源和本质问题上，强调社会经济关系对人们的道德的决定作用。认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践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同上书，第133页)指出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它以基本行为规范的形式，对人们提出对他人、对社会尽义务的道德要求。（二）在道德的阶级性和全人类性问题上，首先强调道德的社会历史制约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道德具有阶级性，“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同上书，第134页)指出无产阶级有自己的义务、良心、价值、幸福等观念，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而且这两种体系的道德在性质是根本对立的。同时也指出道德确实有其一定的共同性、全人类性，并显示在一定的社会中，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及无产阶级的“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并提出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和一切人类的不平等现象的大同世界中，这种真正普遍的人类共同道德才是现实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 （同上书）（三）在道德的历史作用问题上，一方面反对形形色色的脱离社会具体实践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道德万能论”，强调道德受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道德没有自己的独立的作用史，它不可能代替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的作用，尤其不可能代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仅凭道德的力量去战胜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道德对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能动作用，强调革命的道德在鼓舞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提高他们的革命情操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包括道德素质在内的精神素质的彻底改善，作为人类社会最理想的奋斗目标之一。（四）在道德发展规律问题上，强调“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知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同上书），肯定各个时代道德更替的积极意义和人类在道德上的光明前途。同时也尖锐揭露和批判在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在道德上的腐朽堕落，以及由于私有制社会条件下造成的不合理的社会分工（尤其是阶级分工）、异化（首先是劳动异化）对人类道德的巨大影响，指出人类道德在总趋势上进步的同时，也伴随着某种退步这一二律背反现象。并指出只有在未来合理的社会中，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克服人类道德发展的这种二律背反现象。（五）在道德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强一调个人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原则。一方面强调尊重个性和个人利益，反对不代表集体成员利益的“冒充的集体”、“虚构的集体”(尤其是资产阶级国家标榜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指出在公有制社会“个人的独创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另一方面也强调“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通过对人类道德史上的各类道德利己主义和所谓利他主义的分析，揭示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极端对立的本质，并深刻指出无产阶级道德既不能拿利己主义去反对利他主义，也不拿利他主义去反对利己主义，而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科学揭示并不断消除造成这种对立的社会物质根源，追求一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有机统一的道德理想目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74—276页)。在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上，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人类两性关系及其家庭、婚姻、爱情的历史发展线索，揭示了人类性爱和婚姻家庭道德本质，倡导爱情是婚姻道德的基础和夫妻间的互相尊重，高度评价一夫一妻制的形成是人类两性关系史上的伟大进步，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给人类爱情、婚姻和家庭关系造成的不幸给予尖锐的揭露，并从原则上预示了未来合理社会中人类爱情、婚姻、家庭的基本形式和基本道德准则。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 (183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论离婚法草案》(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神圣家族》(1844)、《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共产党宣言》 (1848)、 《资本论》第一卷(1867)、《反杜林论》(1876—1878)、《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 《费尔巴哈论》(1886)等著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