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序辨说

诗经学专著。一卷。南宋朱熹撰。朱熹怀疑和考辨《诗序》，主要受郑樵《诗辨妄》的影响，经与《史记》、《国语》等书核对，益知《诗序》之不足信，因作《诗序辨说》，分析《诗序》致误的各种原因。首先是正变美刺之不当。如《楚茨》以下十篇“似出一手，词气和平，称述详雅，无风刺之意，序以其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应属失误。又如《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皆非刺庄公，《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皆非美宣王，如此者数十例。凡有所辨说，所下考语都比较精当。其次为附会历史致误。如《将仲子》诗，《诗序》附会郑庄公、共叔段之事，朱熹辨之曰：“事见《春秋传》。然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今从其说。”再次为据谥而定美刺以致误。例如《蟋蟀》一诗，被《诗序》强指为“刺晋僖公”，朱熹则指出《诗序》所言与诗意正相反。朱熹还指出《宛丘》、《东门之枌》，《诗序》指为“刺幽公”亦以“谥恶”之故。复次为指实其人以致误。《诗序》释诗，指为刺某君、美某公的特别多，皆不顾诗义，指实其人。朱熹往往辨之。最后为凿空妄语以致误。作序者凿空妄语，是《诗序》致误的最大、最常见的原因，后人据此再加推衍，言人人殊，以致离题万里者比比皆是。朱熹皆一一考辨而深斥之。《诗序辨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诸如将男女情爱之诗，一概斥为淫诗；对于二南，不能摆脱“诗教”，只把其中所谓“美后妃”的诗改成“美文王”而已，即使对某些细节，有所辨正，终不能得诗之本义。尽管如此，综览全书，揭露《诗序》之非，每多胜义，其成就远胜欧阳修、郑樵、王质。自北宋以来，能以考辨《诗序》为专书，高举反序大旗冲锋陷阵者，惟此一家。《诗序辨说》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唐宋丛书》本、《朱子遗书重刻合编》本、《五经补纲》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百部丛书集成》本。此外，《西京清麓丛书正编》、《刘氏传经堂丛书》均附于《诗集传》之后，亦皆一卷本。

诗序辨说

一卷。宋朱熹 (详见《周易本义》条)撰。关于《毛诗序》的研究是《诗经》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围绕着它而进行的激烈论争贯穿于全部《诗经》研究史。朱熹是南宋时代疑序派的主要代表，他鉴于时人对《小序》的盲目信从，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会之”(《诗序辨说自序》)，为了纠正《诗序》之错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之后，撰成此书。朱熹的贡献在于，一，认为《诗序》为汉儒所作，整篇《诗序》没有正确反映甚至极端违反《诗经》真意，从而破除了对《小序》的迷信；二，对大小序作了明确的界定，形成一家之言 (书中认为：从 “关雎，后妃之德也”至 “教以化之”，“然则 《关雎》，《麟趾》之化”至 “是 《关雎》之义也”以及以下各篇之序为 《小序》。从 “诗者，志之所之也”至“诗之至也”为大序)；三，对《小序》逐条清理与辨说，结合诗篇的实际，分其良莠，这种具体而深入的工作，前人还没有作过；四，书中体现了求实和分析的原则，在分析其错误时，还分析其造成错误的原因，如在评论《召南·摽有梅》时，指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唯恐人之不见信而已”。该书对明人郝敬《毛诗序说》，清人吕调阳《诗序议》等有直接影响。不足之处在于囿于温柔敦厚之诗教和维护所谓 “君臣上下之义”，对一些篇章的诗旨的阐释也很牵强，甚至自相矛盾，如该书认为《周颂·丰年》的小序是错误的，而在 《诗集传》中却用“小序”之说。现存版本，有《津逮秘书》本、《学津讨源》本、《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