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魏对考课法议久不决

任官考核，历来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魏明帝深疾浮华之士，认为选人“莫取有名”，因为有的“名”，如“画地作饼”，并不副实。吏部尚书卢毓说：“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明帝采纳其言，诏刘邵作考课法。刘邵作《都官考课法》七十二条，还有一份说明书。诏令百官议之。于是百官议论纷纷。崔林认为，“考课之法存乎其人”。要做到纲举目张，只有抓好任职的“大臣”，并不在于考课。杜恕以为，考课的急务是抓“州郡考士”，得出经验，形成“课州郡之法”；对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傅嘏以为，抓考课，是治末而非治本，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是“立本”，循名责实，纠励成规是“治末”，以考课为先，就是“本纲未举而造制末程”，不先立本，没有多大作用。因此，议久不决，事竟不行。
司马光对此发论，要点是：(1)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用人首先要“知人”，而知人甚难。其本在于“至公至明”。如果不公不明，“则考课之法，适足为曲私欺罔之资也”。(2)公明是“心”，即思想，功状是“迹”，即事迹。先正思想，再考事迹，思想不端正，考迹是搞不好的。“为人上者”（即上层统治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即做到至公，就能察觉百官的善恶，“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不能“预为之法而悉委有司”。(3)如果凭亲疏好恶而为用人之进退赏罚，“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即使定了善法、条规、文件，“安能得其真哉！”(4)所谓“为人上者”，不但是指君主，各级长官都包括在内，要求都用上述之道考察黜陟在下之人。(5)刘邵之法没啥作用，就在于其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总之，司马光强调，任人重于任法，至公先于考迹。这是司马光一贯的主张。他曾说过：“凡用人之道，采之欲博，辨之欲精，使之欲适，任之欲专。”(见《历年图·序》)他反对凭名声、资历、资格而用人，说这是“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的做法，革除此弊，只有循名责实，执法公明，“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职”。(《五规·御臣》，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十八)但此论谈任人重于任法，最为明确和突出。
王夫之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他认为：“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按；指司马光)曰：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循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这就会被任法者抓住把柄而攻击。而且任法不等于坏，“《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习其事，未尝悬黜陟以拟其后。”立法是要遵法，按法办事。“盖择人而授以法，使其遵焉，非立法以课人，必使与科条相应，非是者罚也。”他又说：“法诚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废矣。……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举矣。故曰择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课人也。”(《读通鉴论》卷十)意思是，用人是重要，用法也必要，任人而废法，则有任意用人而不遵法之弊； 有法以为遵循，官吏就不得玩忽职守和胡作非为。此论要比司马光之论全面些，而无片面性之弊。
人心要正，考迹要实，任人要公，立法适用，都要注意到，都要掌握好，强调一点，不及其余，或纸上谈兵，不究实际，都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