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南唐词人冯延巳和李煜》

这本书由丹尼尔·布赖恩特著译，1982年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温哥华出版。美国哈佛大学中文与比较文学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为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哈佛亚洲研究》第43卷第2期上。
欧文说，中国传统的诗词阅读法是将诗词作品与诗人生平结合起来，这实际上成了一种新的合成艺术，不管这种结合依现代历代真实标准衡量是多么不可靠。诗人及其传记的价值依诗词作品而定；诗词作品的价值依诗人及其传记而定。这一原则在李煜的词中反映得特别明显。他作为这样一种典型而吸引人——艺术家、颓废者、政治上的低能儿、带有色情倾向的“末代君主”。而且，他对后妃的钟爱之情，曾为宋室阶下囚的经历，也使这一典型特别感人。他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的词作，一直被认为应合着他有趣生活的不同阶段。
在《南唐词人》一书中，丹尼尔·布赖恩特指出，为李煜词系年是缺乏根据的。被目为指涉李煜生平中特定事件和特定处境的细节，实际上是人所共用的填词技巧之所在。假如李煜时代的词人确实要涉及自己生平中的特定场合，那么他可能会借助填词成规这样做；但那些成规不是假定李煜也这样做的理由。此外，那时填词成规的指涉性还不强，难以在众多相似的词作里加以区别。人们也难以确定，在为别人演唱而写的词中，词人的口吻是自传性第一人称的交代，还是代言人的表述。上述观点无疑是很正确的。
布赖恩特破坏了古老的合成艺术之后，便对这两位南唐词人重新做了评价。他讨论词在音韵、意义方面的审美快感，最后认为词是一种心情的表演。他这是在争辩，李煜词在未与词人生平结合前的原始价值。布氏的再评价是很出色的，在某种程度上也令人信服。任人们仍然不禁要说，李煜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人物，实与其词可用其事解释这一特点分不开。事实上，这也是他再评价的标准，因为他认为，冯延巳缺少与其词有关的传记材料，因而较受忽视，地位不显，但就其词作价值而言，实与李煜不相上下。由此来看，布氏的解释有令人迷惑的一面。
这本书对当时词的现状做了很好的说明。书中还有关于时代、词人传记的概述，也有关于词的意象和成规的讨论。这些都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