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诗歌风格的思想性》

黄锦鋐撰，载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学报》第十四期(19846)。论者在结论中概括本文的主旨说：魏晋时代是文学从经学分离而独立的一个时代，是文学发展建立自己理论的时代，文学批评风气的建立，文学园地的开拓，都在这个时代，在文学史上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它排脱了汉代实用文学观的羁绊，迈向一个新的境界，为文学开创一个光明灿烂的前途。推论其原因，要归功于时代思潮的刺激与影响。一般谈论魏晋思想的，都认为清谈误国，因而以何晏与王弼为罪人。玄学清谈是否误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魏晋玄学使儒道思想合流，又引进当时西土传来的佛学，充实中华学术的内涵，这是多数人所认定的，而这股思潮，又不知不觉的在散播风气，使文学得到了充分的养料，能够开花、结果，这是玄学清谈意料之外的收获。中国文学理论，自孔子主张文质并重，所谓文质彬彬，方为君子。以后孟子的养气知言，都在说明，人生的修为，与文学的涵养，有着密切的关联。儒家的文学理论，一直为后人所共识，就是主张文学脱离经学、诸子、史学而独立的萧统，也希望能够达到文质俱备的境地。儒家思想为文学理论的基础，从魏晋开始，已受文学家所肯定。所以曹丕虽然要建立文学的新方向，提出“文以气为主”，但也不能不继承儒家实用为主的文学观，主张“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儒道思想，为文学发展所遵循的路线，在文学史上可以观察出或隐或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痕迹。虽然文学的风格是复什的，不能以儒道思想来包括，文学成长的因素，还受其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不过，当文学风气形成的时候，也会影响当代的风气。魏晋的儒道合的思潮，促进文学风格的改变。而魏晋文学的思潮，也深深影响着后代文学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