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王墓

位于广州市区越秀山西边的象岗山。墓室全部用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前部分为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为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在主室的后端由两堵石柱分隔出一个后藏室。墓室共铺顶盖石24块，最大的一块长2.5米、宽2.2米、厚0.24米。前室、主室各有石门封闭。石门由石楣、门框、门坎、门埻石和顶门器等组成，五个通道都有木门，已朽，只存铜铺首门环。二石门及其门楣、前室四壁及顶盖石上，都有朱墨彩绘的卷云纹图案装饰。墓主置主室，葬具一棺一椁，棺椁已朽。木质髹漆，着玉衣。玉衣四角穿孔，琢磨光洁。其他部位系粘贴玉片于麻布片上。粘合剂呈朱红色。这是目前已知的汉代玉片中年代较早的一件。玉衣面罩上有金箔片八枚，似缀于绢帛上，用以覆面。头罩上方依次平放金钩玉饰、兽首衔璧玉饰和透雕玉饰。玉衣两侧放置透雕玉饰、玉璜和双环形玉饰多种。这些玉饰，造型精美，镂刻精细。腰间两侧佩带十把铁剑，剑柄丝带编扎，长1.2米左右。胸前戴玉佩饰品和金、银、玉、铜、玻璃等质料制成的珠串。玉衣上下铺盖十余件玉璧，直径大多在30厘米左右，外椁头端又平叠六件大玉璧，玉璧下有盛满珍珠的漆盒，足端棺椁之间堆放仿玉的陶璧130多件。陶璧中有一罕见银盒，上有“私官”铭刻。在墓主身上发现印章八枚。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方形，阴刻篆书“文帝行玺”。这是目前所见最大的西汉金印，又是考古发掘中唯一见到的一枚帝印。另七枚是：“泰子”龟钮金印一枚，“泰子”覆斗钮玉衣一枚，“赵昧”覆斗钮玉印一枚，“帝印”蟠龙钮玉印一枚，另三枚玉印，素面无文字。根据这些印文可以断定：墓主系第二代南越王。殉葬者十多人。随葬器物一千多件，大部分放在主室、后藏室和东西耳室中，墓道、前室和东西侧室也有不少，各室地面有平铺的一层木板，随葬器物都放置在木板上。椁盖上及椁外右侧有数以百计的铁镞、铜镞、成捆的铁剑，还有铁矛、铁戟、铜弩机和铅弹丸。椁外右侧放置3米多长的铜柜架漆屏风，刻有顺序数字的透雕卷云形、龙形、朱雀形的铜支灯，金、铜、玉等不同质料的带钩。椁外北端放玉灯具，造型精巧，在西汉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后藏室是储藏食物的地方，室内有重叠放置的铜陶器皿一百多件。东侧室是婢妾的藏所，从出土印章推测，这里至少有三至四个殉人。殉人有葬具、华丽的佩饰和珍贵的随葬器物。室内共出印章七枚，计“右夫人玺”龟钮金印一枚，“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夫人印”鎏金龟钮铜印各一枚，“赵蓝”覆斗钮象牙印一枚。在右夫人玺周围有大量随葬品，包括玉品、金珠、长方形平板玻璃一件，平板玻璃蓝色透明，与今日所见玻璃异，就目前所知，是考古发掘中出土最早的一块平板玻璃。还出土有镶铜框的六博漆盘和象牙六博子等。两侧室似为庖丁厨役之室，随葬品分两类： 一类是供墓主享用的牺牲，另一类是殉人及其佩饰、用品。东耳室为放置宴乐用具之所，计有铜钮钟一套14件，铜甬钟一套5件，铜铙一套8件，石编磬两套。除乐器外，耳室后部还陈放不少与宴饮有关的器物，重要的有3件套装的铜提筩、铜钫、鎏金铜壶、铜瓿、陶瓿、陶罐、陶盒、陶碗、匏壶等。这些铜陶器，有相当一部分是盛酒的容器。在甬钟和钫壶之间，发现木俑两个，成为这座墓葬的罕见随葬品，说明南越国统治者在殉人的同时，已注意到俑人代替殉人的必要性。西耳室是随葬器物数量最大、品类最大的一个室，总数约五百余件。铜镜中的漆绘人物画像镜和带托镜最为珍贵。一铜镜直径达41.5厘米，在已知的汉代铜镜中可能是最大的。带托镜面背分铸，然后用粘合剂把镜面套入镜托凹槽中，镜背镶嵌绿松石，有精细纹饰，三环钮，系绶，这是考古发掘中的首次发现。随葬兵器有铁剑、铜剑、镞、矢箙、弩机、铁弓、铁铠甲、成箱铅弹丸等。引人注目的还有放在漆木箱中的一套修治竹简的工具，计有斧、锛、曲柄铲、𨱍头、削、刮刀、带鞘刻刀、凿、锉、锯及其他，共70多件，除铜锯三件以外，皆铁制。工具全部装木柄，多数还有绢和麻布包裹。从以上可以看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是极其丰富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反映了当时的生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