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文学理论与批评Literature in English:Theory and Criticism

在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加拿大英语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各种欧美文学理论和观点的影响。19世纪，加拿大文学界坚持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反理论的偏激观点，并未受到英国现代文学理论大师S. T.柯尔律治的直接影响。而最能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T.卡莱尔、J.拉斯金和M.阿诺德都是从道德的观点出发看问题，认为好的艺术归根结底是好的品德，能给艺术家和读者以美的感受；强调伟大的文学必须反映道德准则，而不应限于议论某种文学艺术或者孤立地分析某个文本的特点。由于当时的加拿大尚不能实现文化上的独立，早期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大多追随英国文学的时尚，无法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加拿大，文学杂志成为讨论文学理论的第一论坛。早在1881年J.G.布里诺的《加拿大人民的文化发展》出现以前，一些发表在文学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就已经对当时英、美文坛的大事进行过评价。早期评论的突出贡献在于明智地确立了长期处于加拿大理论研究中心地位的主题，即创作具有加拿大特色文学的可能性和意义以及文学对民族生活的作用。早期文学评论作品中虽然不乏平庸之作，但却真实地反映加拿大的社会生活、历史事实和地理特点，对促进加拿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20世纪早期，加拿大文学取得明显的进步，但尚未出现文学理论的创新。除J. D.洛根的《加拿大美学评论》(1917)和A.J.M.史密斯的《空白的加拿大评论》(1928)，加拿大的文学批评界显得过于保守：偏重历史事实，缺少理论分析，正统批评的观点在E. K.布朗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占据主导地位。随着M.麦克卢汉和N.弗赖的崛起，加拿大文学批评才出现真正的转机。M.麦克卢汉1969出版自己1943年～1962年间发表的论文专集《内地风景》，其新颖的文化史观和文学思想给加拿大文学批评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N.弗赖撰写的文学批评巨著《批评之剖析》(1957)对一系列文学术语，如象征、批评、神话等作了独创性的定义，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此后加拿大文学批评活动更为活跃，涌现一批有独特见解的评论家、理论家和作品。F.斯帕肖特的《批评之观念》(1967)、D.G.琼斯的《岩石上的蝴蝶》(1972)和M.阿特伍德的《幸存》(1972)等作品极大地开阔了评论家和作家的文学视野。一些文学理论家还就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等问题在《知识界》和《文学杂志》等文学刊物上展开激烈的讨论。1965年创刊的《开放文论》成为文学理论家探讨先锋理论的园地。欧洲文学动态(如后结构主义、叙述学、接受理论等)在L.哈奇恩的《自恋式叙述体》和E. D.布洛杰特的《完形结构》中得到积极响应。M.希葵斯特和L.韦尔等妇女批评家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令人刮目相看，取得很大的成就。
文学批评对文学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评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对文学作品进行定义、分类、解释和评价，促进作家和作品不断进步，增强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提高全社会的文化素养。仅就文学批评而言，加拿大有别于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国家。由于加拿大的文学史不长，而且经典名篇不多，加拿大的评论家不仅要为确立本民族的文学付出艰辛的努力，而且肩负着扩大民族文学影响的重任。一方面，评论家必须密切地注视民族文学的发展动态，写出大量的评论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为民族文学走向成熟和繁荣缔造一种文学体制，培养自己的出版商、书商、读者和评论家，组建文学团体，发行文学期刊，设计大学文学课程并出版相应的教材和参考书。评论家在促进加拿大文学的出版与繁荣、提高加拿大文学的质量等方面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1953年建成的加拿大国家图书馆、1957年创立的加拿大文化委员会以及1965年出版的《加拿大文学史》正是评论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在加拿大文学批评史上，一些评论家曾受过浪漫民族主义的巨大影响，认为加拿大文学可以建立在语言、文化、社会和领土大一统的基础上。因而，确立英语区和法语区共通的民族特征成为困扰这些评论家的一个难题。研究浪漫民族主义的代表作有A.麦克梅肯的《加拿大文学的源头》(1924)和E.K.布朗的《论加拿大诗歌》(1943)。然而，早在20年代以及现代派诗学被介绍到加拿大之际，另外一些评论家就开始反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情调以及浪漫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受T.S.艾略特、意象派和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加拿大论坛》成为提倡新诗、发表现代诗评论的重要文学领地。W.E.科林则在《白茫茫的草原》(1936)中详细探讨了新诗的批评方法。抨击加拿大浪漫主义诗歌的急先锋当推A.J.M.史密斯，他在《加拿大诗集》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本土作家”与“世界作家”的差异，认为前者偏重加拿大社会的独特个性，对国外的新思想显得狭隘无知；后者则能超越殖民主义思想，融入具有普遍意义的进步的思想文化中。60年代以前，知名度较高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寥寥无几，N.弗赖几乎成为对世界和加拿大文学批评界最具影响力的唯一代表，他赞成史密斯提出的现代派观点，但同时也借鉴了浪漫民族主义批评中许多重要的主题，认为加拿大恶劣的自然环境能激发出强烈的恐惧感，从而形成独特的“军营心理”。虽然D.G.琼斯探讨的也是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但与弗赖不同的是，琼斯主张人类必须改变以往闭关自守的思想观念，提倡人与看似恐怖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交流和对话。M.阿特伍德虽然也受过弗赖的影响，但她强调自然界的荒野对加拿大文学的存在并未构成太大的威胁，更大的威胁实际上是强邻美国的文化控制。但是也有一部分评论家反对把美、加关系和加拿大的自然环境作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要求文学批评界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70年代以前，加拿大本国出版的文学刊物可谓凤毛麟角。1959年创刊的《加拿大文学》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成为当时唯一的可供加拿大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发表文学见解的刊物。1967年，加拿大举行建国100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此后，加拿大文学不仅成为本国中学和大学课程，而且还成为外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加拿大文学批评也更加令世人瞩目，产生一大批文学刊物，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1972年开始发行的《加拿大小说杂志》，1974年创办的《加拿大作品评论》和1976年开始发行的《加拿大文学研究》。80年代初，加拿大制定巩固加拿大文学研究成果的数项宏伟计划，包括1983年出版的《牛津加拿大文学手册》、卡尔顿大学编辑的早期加拿大作品丛书和20卷加拿大作家与作品文学丛书等大型项目。评论家不必再为维持加拿大文学的存在而担忧，文学批评界出现一批评论个别作家的传记和评论专著。近年来，受欧洲理论的影响，加拿大评论中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之间的传统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在批评实践上，不论是先锋派作家、比较文学专家还是妇女批评家，其文学评论往往以当今世界上流行的理论观点作参照框架。总的说来，处在繁荣时期的加拿大文学必将促进文学批评界在理论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