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儒生兴学

秦代颁布挟书令，禁私学令，“焚书坑儒”，是对古代文化学术的严重摧残，儒家相袭很久的私学传授也被迫中断。秦始皇的暴行激起了齐鲁儒士的反抗。《史记》载，“及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秦楚之际战争起，齐鲁儒士便进行兴学活动。汉高祖刘邦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由于儒士的努力，秦末汉初儒学经历了由不被重视到逐步受到重视的过程。叔孙通为刘邦制礼仪，使刘邦始知天子之贵，叔孙通因此而位至太常，跟随他的儒生也都得到好处。但因汉初仍不安定，办学尚未能列入要务。孝惠、吕后二代，重视武功之臣。文景二帝好黄老之术，儒学发展迟缓，儒士未有“进”者，朝廷内仅设有少数儒学专经博士。但儒士对办学努力不辍，诸儒士纷纷兴办私学，习儒家经义，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如董仲舒私家传授儒学，“弟子以久次相授业”。申公以《诗》经为训以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伏生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再如传《礼》的鲁高堂生，传《易》的淄川人田生，言《春秋》的齐人胡毋生，皆儒学传授大师。汉武帝即位，为“大一统”帝国需要，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儒学和儒士受到异常重视。即位初，招方正贤良之士，治《公羊春秋》的董仲舒以对策三篇名列第一。窦太后崩后，又延用文学儒者数百人，杂习《春秋》学说的公孙弘以白衣升为天子三公，封以侯。独尊儒术推动了学儒风气，“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当时，办学亦列入要务。董仲舒建议兴太学以养士，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的基地。公孙弘任丞相后，以丞相之职贯彻于后。他拟订了创办太学具体方案：(1)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在原有博士官的基础上兴建太学。(2)规定博士弟子限额、身分及选送办法。(3)建立管理和奖惩制度。经这两位儒家学者的提倡和努力，太学教育在汉代颇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