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之争

天主教内部关于在中国传教时如何对待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敬拜祖先和祭祀孔子的两个问题。著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人认为，华人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祀孔。因为中国祭拜祖先只是对祖先纪念；祭祀孔子也不过是尊师之意，均无迷信色彩，可以采取尊重和通融的态度，不必干预。否则，天主教就会被视为破坏中国家族观念和传统文化的异端而站不住脚。利玛窦死后，1610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接任中国传教区区长，执掌中国教务。他一反利玛窦的主张，认为祭祖祀孔均是一种迷信，是违背天主教教义的，天主教徒不应参加。龙华民为宣扬其观点和做法，曾于1621年在澳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双方发表不同的观点，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此后新来澳门和中国的耶稣会士更使礼仪之争趋向尖锐化。他们初来乍到，公开反对利玛窦原来的传教方法。龙华民利用这种形势和滥用区长的权力，严格禁止中国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引起中国天主教徒、社会人士以及中国政府的强烈反感，官吏、士子中的反教思潮日益公开化。黄贞、王朝式、钟始声、虞谆熙、林启陆、许大爱、李生光、陈侯光等知识分子，撰写《不忍不言》、《破邪集》等书文，历数天主教破坏中国的伦理纲常、暗伤王化、阴谋不轨等罪状，鼓动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声讨天主教。1610年5月、9月和12月，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㴶连续三次向万历皇帝上奏，陈述必须禁止天主教的四大理由：第一，耶稣会士散处全国各地，时有盗窃中国情报之嫌；第二，天主教劝人信奉天主，禁止祭祖祀孔，实为教人不孝父母、不事祖先、不敬师长之举；第三，耶稣会士私习历法，创为邪说，混淆视听；第四，耶稣会士诱人擦圣油、洒圣水，聚男女于一室礼拜，实为败坏风俗。他请求万历皇帝下令追究和驱逐耶稣会士出境。1616年12月8日，万历皇帝颁布驱逐耶稣会士的命令。翌年，庞迪我、熊三拔、亚丰索、谢务禄等26名中外耶稣会士被押解往澳门，此为“南京教案”。但“南京教案”并未能禁绝天主教。1621年被驱逐到澳门的耶稣会士一面千方百计巩固澳门这个传播天主教的基地，一面仍然计划入内地传授。
1644年，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清朝政府最初对天主教采取宽容政策，耶稣会士遂又纷纷进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教务获得空前的发展，教徒与日俱增。据统计，1654年，中国内地的教徒为18万人，1664年增至25万人，1667年增至25.688万人，1735年又增至30万人。不少耶稣会士还受到清朝政府的重视和礼遇，并入朝做官。1644年顺治皇帝任命汤若望为清朝政府的钦天监监正。康熙皇帝执政之后，于1669年4月17日任命南怀仁(Ferdinandu Verbiest)为钦天监监正，1692年3月22日颁布准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敕令。
正当耶稣会士顺利进行传教的时候，礼仪之争又复泛起。天主教的西班牙多明我会、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对耶稣会等容忍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祀孔极之反感，认为教徒祭祖祀孔完全是与佛教、道教拜偶像的迷信一样性质，教徒不应该参加。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ptista de Morales)先向菲律宾天主教控诉耶稣会，1643年又专程赴罗马向宣教部提出7条问题，控告耶稣会士，在教廷引起一场辩论。1645年9月12日，教皇英诺森七世(Innocent Ⅶ)发出禁止教士祭祖祀孔的命令。澳门的耶稣会士当然不满，特派出正在布鲁塞尔的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于1654年到罗马，向教皇阐明礼仪问题，说明中国祭祖祀孔是知识分子敬祖尊师的礼节，不是迷信。双方在罗马经过五个多月的辩论，最终是耶稣会获胜。
1656年3月23日，教皇亚历山大七世颁布命令，称： “按所叙实况，教徒在不妨害根本信仰的情况下，可以自由参加中国的礼仪。” 多明我会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立即开除两个耶稣会士以示反对。耶稣会士则向康熙皇帝提出 “祭祖和尊孔是否具有宗教性质” 的问题。康熙帝于1700年11月30日正式宣称： 中国祭祖祀孔并无宗教性质。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却抓住耶稣会对天主教的事不请示罗马教廷，反而请示和依靠中国皇帝裁夺，此乃离经叛道，以此来挑起教皇的反感。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莱孟特十一世(Clementus Ⅺ) 命令圣职部发布禁止教徒祭祖祀孔的命令，并派多罗主教 (Charles Thomas Mailardde Toumon) 将禁令带到中国。并于1707年1月25日在南京宣布禁令，要求教士一体遵行。
在此情况下，康熙皇帝派耶稣会士再前往罗马，要求教皇收回禁教成命，但遭到拒绝。1709年3月，克莱孟特十一世再次重申禁令必须严格遵守。此事激怒康熙皇帝，使他一改当初对天主教的宽容政策为禁教政策，于1720年对教廷的禁令批示： “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1723年又宣布，禁止传教士在内地居住，仅许到澳门居留的命令。从此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各朝皇帝都执行禁教政策，持续130多年。同时，不断发生反对和驱逐天主教士和教徒的教案。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不断被驱逐到澳门，澳门重新成为耶稣会士退身避难之所。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也纷纷下令驱逐耶稣会士。1758年9月3日晚上，葡萄牙首相朋巴尔立即下令将全国耶稣会士尽行逮捕，押进地牢监禁。1762年7月5日，朋巴尔的命令到达澳门，澳督政府陆军奉命包围圣保禄学院和圣约瑟堂，将两处的耶稣会士全部逮捕入狱。11月5日，耶稣会士24人被澳督府军队押上开往里斯本的船舶，送回葡萄牙，囚禁在圣犹酋里安塔内。此后，圣保禄学院和圣约瑟堂被封闭，摒弃不用。同时教皇克莱孟特十四世为形势所迫，于1773年7月21日颁布 《我们的上帝和救主》 的命令，正式解散耶稣会。此命令于1775年传至澳门，澳门耶稣会即于同年解散。此举对澳门的天主教传教打击甚大，教务衰落，教徒减少。据统计，1700年全澳门的天主教徒仅有19000人，1818年减至5000人，1834年又减至3000人。从1834年起，澳门 13年空缺主教。与此同时，从1791年开始，罗马宣教部根据法王提议，陆续派出谴使会士福文高、李拱辰、毕学源、高守谦、南弥德等人抵达澳门，接替耶稣会的传教。至此，曾在澳门传授天主教并以澳门为基地而进入中国内地传教200年之久的耶稣会士退出传教历史舞台。礼仪之争延续200多年之久，最后以耶稣会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