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鎏的货币思想

王瑬(公元1786～1843年)，中国清代鸦片战争前后主张无限制发行不兑现纸币的主要人物。原名仲鎏，字子兼、亮生，著有《壑舟园文稿》、《钱币刍言》、《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等书。其货币思想主要载于《钱币刍言》一书中。此书原名《钞币刍言》，写成于1828年，1831年刊行；后经修改增订，因其内容“兼及钱法”，故更名为《钱币刍言》，并于1837年重新刊行。王瑬所处时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进口鸦片，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银荒，在银钱比价上出现了愈益严重的银贵钱贱现象。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王鎏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主张。他主张“操钱币之权”，“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钱币刍言·钱币议一》)，发行面额一贯至千贯的大钞，兼铸当百、当十大钱，与当一钱并行，大数用钞，小数用钱，禁铜及禁银为币。
王鎏提出“足君尤先”，“君足而后民足”的理论作为其货币主张的出发点。为了“足君”，就要“操不涸之财源”(《钱币刍言·钱钞议一》)，大量发行不兑现纸币。这样，不但可以充裕财政，“足君”、“富国”，而且可以“富民”，“可以正人之心”(《钱币刍言续刻·拟富国富民第一策》)。他把发行不兑现纸币当成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甚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应灵方。
王鎏否认货币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抹杀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区别。他具有明显的货币价值国定论倾向，认为“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钱币刍言·钱钞汉九》)，封建国家可以任意发行纸币，纸币的购买力和发行数量无关。无限制地发行纸币也不会造成物价上涨和发钞失败。他还认为“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又岂必先务积银”(《钱币刍言·钱钞议五》)，否定国家有积贮纸币兑现准备金的必要。
对于因鸦片输入、白银外流而造成的银荒和银贵钱贱，王鎏认为只要按照他的主张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外国就会因得不到白银，“无所利而自止”(《钱币刍言·钱钞议一》)。他甚至认为即使白银外流，也不可怕，因为“中国所以惧银入于外洋者，虑银少而不足用耳。银既不为币，纵使尽入外洋，亦与中国无损”(《钱币刍言续刻·与包慎伯明府论钞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