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普通音乐教育

19世纪末，随着欧洲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欧洲模式的音乐课也出现在这样的学校之中。最早的如英国马礼逊在广东澳门(1807年)，美国狄考文在山东登州(1864年)，以及在宁波、福州、上海、北京等地开设的教会学校里，都设立了音乐课。在其影响下，中国私人开办的学堂(如1898年邓家仁在广州开办的时敏学堂)，也设置了音乐课。著名音乐教育家肖友梅少年时曾就读于该校。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力主以日本、欧洲为例，兴办新式教育事业，广开学堂，学堂中应有音乐课，强调音乐对陶冶学生情操、改造国民品质之重要性：“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不可阙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沈心工、曾志忞等人也大声疾呼：“余观社会现状，家庭无隙地，城市无公园。彼天机活泼之儿童，苦无正当之游乐，自然发生种种伤道败身之事矣，补救之方，唱歌其一也。”(沈心工：《学校唱歌集》，1904)他们还在音乐师资的培养、教材的编写方面提出许多有益的见解。这一时期国内陆续开设了许多新式学堂，设置了“乐歌”课。1903年清朝光绪政府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初步认识到音乐教育的必要性，1906年3月光绪政府审定初、高小暂用教科书凡例书目时，也讨论了几种音乐教科书。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出任孙中山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在1912年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五育”(德、智、体、美、劳)并举的教育方针，教育部颁发的《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在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设图画、手工、唱歌为随意课(同年在《小学校令》中又规定初等小学唱歌课为必修课)，中学中规定唱歌课为必修课。在有关的法令中，还规定了音乐教学的内容和进度。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师范的预科及本科一、二、三、四年级均设乐歌课，学习音乐知识技能，因而在中师4年的学习过程中都贯穿了音乐教育，为以后开展和加强音乐课提供了师资来源。1913年教育部又公布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提出各科都可将音乐作为选修课，并具体规定了预科及各年级音乐课的内容，这不仅有利于未来的中学教师全面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的提高，也为音乐师资的补充起了积极作用。当时在各类学校任教的音乐教师中，许多是从国外（主要是日本）留学归来的留学生(如沈心工、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李叔同等)、一些国内知名的民族音乐家（如刘天华等）和以欧美传教士和日本人为主的外籍教师。教学内容主要是唱歌。教材多采用日本、欧美的歌曲旋律或我国民间曲调重新填词而成，也有少量词曲新作(由于是在“学堂”中使用和流传的，故名“学堂乐歌”)。流传较广的有：《体操——兵歌》(沈心工填词，发表于1902年，是我国第一首学堂乐歌)、《中国男儿》（石更填词）、《竹马》、《祖国歌》（李叔同填词）、《送别》（李叔同填词）、《黄河》(沈心工作曲，杨度作词)、《春游》（李叔同作曲作词）等。其内容多为表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190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音乐教科书《学校唱歌集》(沈心工编，共3册)，后来又有《初小唱歌集》(沈羽编，1906年)、《唱歌教科书》(辛汉编，1906年)、《重编学校唱歌集》(沈心工编，1912年)等，以及钢琴、风琴、声乐、乐理、和声的学习方法教科书和乐谱等。自1904年～1915年近15年间，出版各种教材约50余种，对于普通音乐教育的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