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医学

中国古代医学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之一。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药物、方剂的进步，一是病机、病变认识的深化。经过四百多年的经验积累，初步创立了根据病机、病变进行治疗的“辩证论治”的临床理论体系，使《黄帝内经》的基本思想在汉代医学的临床实践中得到验证、充实和发展，开辟了以后中医发展的健康的、富有民族特点的道路。就药物和方剂的进步而言，战国时，方剂虽已经发明，但一般治疗仍以针石等外治法为主。到西汉初，以方治病才成为主要手段。《史记·仓公刘传》就记载了淳于意治病时所使用的“下气汤”、“火齐汤”、“苦参汤”等多种方剂的名称。《汉书·艺文志》著录方书11家274卷，并且把医书分为《医经》与《医方》两大类。到了东汉，还在政府机构里设置了专门管方的“方丞”。可见中医以方治病的特点在汉代已完全形成。1930年在甘肃居延发现了大批汉代木简，有一部分是记载医方的，其中有治咳逆、胸痹、痿痹、止泄、心腹久积、伤寒方： 人参、紫苑、昌蒲、细辛、姜、桂、蜀椒各一分，乌喙十分，皆合和（下缺）。有伤寒四物： 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刲。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等。方剂的进步是以对药物的认识为基础的。《汉书·楼护传》曾记载楼护少随父为医长安，能“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见记载药物的专书《本草》，不但在西汉已经出现，而且受到和医经、方术一样的重视。此外《汉书·郊祀志》有“方士、使者副佐、本草七十余人皆归家”的记载，《汉书·平帝纪》有征召通晓《本草》者的记载。东汉时出现了《神农本草经》、《蔡邕本草》、《子仪本草》、《吴普本草》等专著。根据现存的《神农本草经》，汉代药物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药物种类增多，已达365种，其中绝大部分仍为今日所通用。强调“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用药原则，并对每种药物的性能、主治范围和相互配合，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使药理学说和病理学说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对疾病认识的进步而言，西汉初年对疾病的认识，基本上和《黄帝内经》相同。《史记·仓公列传》所载的《诊籍》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病名基本上和《黄帝内经》相同或相类；诊断方法，特别注意脉诊；诊脉方法仍有规矩权衡、循尺、色脉等。对病机的解释也仍较空泛而不切实际。到了东汉，情况就有很大不同。如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就把《黄帝内经》的热病，发展成为一部专门著作。不但更详细具体地记载了六经病的主要症候，更重要的是对每一经的病变，都分出表、里、虚、实、寒、热的不同，并具体地指出它们的特征、治法和所用方剂、药物。不但如此，而且还记载了在什么情况下如果发生误治或失治，就要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和后果，应该如何处理的具体指征和办法。这就充分反映了当时对疾病的认识是如何地深刻而周详了。诊断方法，也较《黄帝内经》更为朴实，不但把诊病的重点放在病人的客观症候方面，采取了“脉征合诊”的办法，诊脉的过程也大为简化，只集中在“气口”一处诊脉，其他三部九候、尺肤、色脉、人迎对照等已不再应用。这样就使诊断的指征更明确，更集中，避免了彼此矛盾，无所适从的缺点，大大便利于临床实用。此外，在疾病认识上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再一般地按经络、脏腑记述病变，而是主要根据病变的特点即病名来记述了，只是对某些疾病，有时按经络、脏腑进行分型。如《伤寒杂病论》中伤寒按六经分证，中风、中寒等按五脏分型等。一是对病名的记述，已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分类，不再像《黄帝内经》那样繁琐和庞杂。如《神农本草经·序录》中把疾病归纳为中风、伤寒、伤热、温疟、中恶、霍乱等30余种，《伤寒杂病论》除伤寒外，把其他疾病分为20余类等。就针灸的进步而言，从西汉的淳于意到东汉的华佗、张仲景都是针药并用的医家。而据《后汉书·郭玉传》，郭玉和他的隔代老师涪翁更是专以针灸治病的。据称涪翁还撰有《针经》一书。西晋皇甫谧《黄帝甲乙经》中记述有汉代《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的内容，其中有关针灸的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第一，每个俞穴都有明确的部位描写，而且指出如何取穴，下针多深，灸宜几壮等。第二明确了每个俞穴所主治的疾病，如“头痛身热，鼻窒，喘息不利，烦满，汗不出，曲差（又称鼻衡）主之。”第三，对俞穴的记载，不再分气穴、气府、水俞、热俞等，而是头部和躯干按部位记载，四肢则按十二经记载。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满城发掘了西汉刘胜墓，出土有药匙、药壶和金针、银针等一批医疗用具，可以反映当时针灸、药物应用的情况。就汉代医书的学术价值而言，除《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以外，还有几项珍贵的医学资料。一是关于解剖的。《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兵刳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其终始，方可以治病。”这是中国中医学史上第一次记载的人体解剖，由于当时没有解剖学的基础，这项成果未能得到推广。二是关于防治传染病的。《汉书·平帝纪》：“民疾疫者，舍空邸，为置医药。”即对传染病患者，集中隔离治疗。三是关于环境卫生的。《后汉书·张让传》： 毕岚“又作翻车渴鸟，施于桥西，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性洒道之费”。这是说，汉代已经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洒水车，并说明当时洒扫街道已成百姓的必尽义务。四是关于预防常见病、多发病的。《后汉书·礼仪志》：“春至日杼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就是要注意饮水卫生，减少炉灶的污染。汉代的医学理论，其主流是向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的。但在基本理论本身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受到当时阴阳五行学说神秘化的影响，出现了一种不健康的趋势，这种情况主要反映在东汉时成书的《难经》中。一是受当时神仙方术家的影响。这些人所用的方法不外采药、炼丹、服食、房中术、按摩、导引等。于是这方面的著作也就大量出现，与一些医学著作同时流传。《汉书·艺文志》把方技列为一类，而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前两种共十八家四百多卷，后两种也是十八家，近四百卷。这些著作中，虽有不少有益的内容，但总起来说，却对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医理论的发展起了不利的作用。《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所奠定的中医理论，在此后近一千年中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