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

20世纪30年代现代文坛上的一场文学论争。1931年底，《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两文，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姿态，提出作家应是“客观的”，文艺应是“自由”的观点。胡秋原的文章提出“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1932年4、5月，胡秋原又发表《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在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反复鼓吹资产阶级的文艺自由观并攻击当时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对此，瞿秋白、冯雪峰等在《文艺新闻》上撰文予以批驳。同年7月，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在《现代》上撰文支持胡秋原，对左翼文学进行了攻击。接着，瞿秋白发表了《文学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扬发表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加以批驳。苏汶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等文为自己的观点申辩。此后，鲁迅发表了《论“第三种人”》等文，争论逐渐地深入展开。在论争中，“左联”作家对他们宣传超阶级、超政治、超功利的文艺观进行了严肃的批评。1932年11月，歌德（张闻天）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了“左联”某些领导人否定“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以及文艺只是“政治留声机”的“左”的理论，着重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的问题。1933年1月，冯雪峰发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后，这场新文学阵营内部两种思想的论争告一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