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辨

明末清初批评宋明理学的著作。明清之际陈确(生平见《瞽言》条)著。此书包括本文和答友人书等二十余篇。旨在“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孔孟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序）。提出“《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这样大胆的论断，一时“为学者所哗”，既受到许多的责难，也赢得了一些学者的尊敬。此书主要阐述了著者的知行观。
首先，反对了朱熹把格物、诚意作为求知为学的开端。认为“诚”应分为“诚”和“意”两概念，“合意于心，而统诚于身”，“诚”是作为结果来看的，不能成为学的开端。而“格致工夫，直与学相终始”，它是一个学者一辈子的事情，终身都不可离之，故“奈何提作一截工夫，而谓之《大学》之始事乎？”主张学应从定志开始，“学莫先定志”，认为“定志”即是“正心”。反复强调立什么样的志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人特患不立志耳、不用力耳；能立志、能用力，而真知出矣”。这里把动机、行动与效果三者统一起来，主张以端正的动机、正确的方法和积极的主观努力去获得预期的效果。
其次，书中从三个方面针对朱熹的形而上学的“知止”观，提出了“道无尽，知亦无尽”的命题。认为认识不可能“一旦豁然贯通”而“止于至善”即达“事理当然之极”。指出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决不可能一次完成。因为道无穷尽，“道虽一贯，理有万殊。教学相长，未有穷尽”，所以格致也是无止境的，“格致工夫，直与学相终始。幼不可不格致，壮不可不格致也，老不可不格致也”。指斥《大学》的“知止”是禅学，是禅家的“空寂”。
指出主张“知止”会堵塞认识的道路，因为知识是循着“善之中又有善，至善之中又有至善”这样的阶梯不断上升的，认识不可以任意止息，“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善，明日有明日之至善，非我能素知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我之聪明可以臆而尽之也”。认为评判认识的善与不善、真与不真的标准是历史而不是经验（素知），指斥好武断的人为“天下之大妄人矣”。指出：“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安所得有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强调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主张遇事应善于思索以判别其真伪，批评“学者信耳不信心”，主张“学者言道，不苟为同，而惟中之从”，对事要持主见，不偏不倚。
指出“知止”混淆了个别事物的认识即一事、一时之知同一般规律的认识即事事、时时之知的关系。认为对一事一时有相对完善的认识是有可能的，但在一般意义上不可能做到知至而知止。指出：“今日而知止”未尝不可，但若不承认明日又有明日的知止，就会发生矛盾。他日之知，正是今日之未知，今日之知止必将为他日之知打破。
再次，在知行观上，借鉴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观，认为知行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结的，二者不可分，“不知必不可为行，而不行必不可为知，知行何得分？”二者相互促进，“学者用功，知行并进。故知无穷，行亦无穷，行无穷，知亦无穷。先后之间，如环无端，故足贵也”。在知识的来源上，主张“行到然后知到”，“力行出真知”（同上），即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主张认识不能停留在感性阶段，必须通过思辨把它上升到理性，“要之，笃行之后，又何可一日废学问思辨之功哉！……学问、思辨皆是行时工夫”，必须经过“审问、慎思、明辨，以求其至当而笃行之”。这里包含着以知指导行、以行检验知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今收入1959年科学出版社《陈确哲学选集》和1979年中华书局《陈确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