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医药学

唐代的医学和药物学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医学上，唐人比前代分科更细，辨症更准确，并提出一些预防疾病的方法。
初唐大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分析了女性、小儿的生理特征，主张“始妇人而次婴孺”，重视妇女、小儿的健康，主张设立专科。开元期间的王焘在《外台秘要》中，为“妇人”“小儿”特立专章；《旧唐书·经籍志下》载有徐叔和所撰《妇人方》十卷、《少小方》十卷、《少小杂方》十卷，俞宝撰《少小节疗方》一卷：均可看作是妇科和小儿科的滥觞。
在辨症方面，《千金要方》把“飞尸”“鬼痊”之疾，列在“肺脏”之部，确知其病灶的所在。王焘《外台秘要》对二十余种传染病作了研究，把肺结核的症状，诸如潮热、盗汗、消瘦、颧部和嘴唇的潮红等作了描述。杷消渴疾——糖尿病的症状，归纳为三点：一、口渴多饮水，二、小便次数多，三、尿中无油脂，而有麦片状的甜味物质。以小便味甜作为诊断消渴的依据，是一大发现。
在防治上，孙思邈首创“复方”，吸收了民间流行的医学成果。“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由于他不局限于古方，敢于吸收新经验、新成果，于是有了新的发明，“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之一大变也。”(徐大椿《医学源流论》)经过孙思邈批判继承”古圣制方之法”之后，“复方”的新法得以确立。他提出新生儿要见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喂奶的次数和数量要控制，这样可以增强婴儿的体质。并且，论述了治疗和预防脚气病的方法，此后，徐叔向撰《脚弱方》八卷，防治方法更趋细密。这一研究成果要比欧洲人早一千年左右。
“上医医国，其次疾人”，这是儒家与医者的共同认识。况且文人多体质羸弱，所以，唐代不少诗人都对医方有研究兴趣。著名诗人刘禹锡就著有《传信方》。卢纶也说：“病多知药性，老近忆仙方”(《蓝溪期萧道士采药不至》)，对医方和药性颇有研究。此类诗在《全唐诗》中还是很多的。
在药物学上，唐代也颇多发明。
高宗时，由李勣领衔，集中全国著名医家二十二人，将经过梁朝陶弘景集注的《神农本草经》由三卷增至七卷。以后，苏恭又对此书重加订注，列药一一四种，分为玉、石、草、木、人、禽、兽、虫、鱼、果、米、谷、菜等十一部，计二十卷，目录一卷；别列药图二十五卷，图经七卷：总共五十三卷。后世称之为《唐新本草》。孔志约称此书“网罗今古，开涤耳目，尽医方之妙极，拯生灵之生命”。
此外，有价值的药物著作尚有：
《千金食治》，孙思邈著；《食疗本草》，孟诜著，记载了可供食补、食疗的药物和食物。
《本草拾遗》，陈藏器著。摭拾苏恭所遗。计有《序例》一卷、《拾遗》六卷、《解纷》三卷。订绳缪误，搜罗幽隐。明代李时珍称赞此书“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海药本草》，中唐李珣著。收罗了《本草》未列的海外传来的药草，叙述详明。
唐朝是道教盛行的时代，帝王好道者颇多。炼丹合药之风，与唐代相始终。所以，出现在唐人诗中次数最多、频率最高的乃是合丹必备的丹砂、水银、钟乳等，以及供服食用的人参、枸杞之类的药物。供治疗用的药草和单方，只能偶一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