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

梁山农民革命军之所以能由小到大，蓬勃发展，能够攻城夺县，闯京破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直使北宋道君皇帝“梦着也怕”，这赫赫勋业，既不能只归功晁盖、宋江的路线和领导，也不能只看作是李逵、林冲等英雄好汉的勇猛拚杀。其间，知识分子出身的吴用是立下了丰功伟绩的。自他上山后，义军的每件大事、每次战斗，几乎都由他来谋划。没有他，没有他的知识、智慧和才能，就没有固若金汤的梁山革命根据地，就没有声势浩大的梁山农民革命事业。他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家，又是个有将相之才，深得众望的政治家。
吴用走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不是由于个人和家庭的不幸遭遇被逼上梁山的，也不是因为闯了杀身大祸，罪不容诛，暂在山寨安身的，更不是一时生计无着，铤而走险的。《水浒全传》的作者很有眼力：“学究知书岂爱财，阮郎渔乐亦悠哉！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不满于统治阶级穷凶极恶的压迫剥削，是知识分子吴用甘冒“弥天大罪”，自愿投身革命的根本原因。黄泥岗事发，情况危急，三十六计走为上。到何处存身，走哪条路呢？晁盖心中无数，吴用却明确选定了到梁山“入伙”。可见，晁盖等人走上坚决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道路，还是吴用首先发起的。
尊晁盖为梁山农民革命军首领，虽为林冲首倡，实系吴用的精心安排。他自己担任军师，执掌兵权，更为梁山义军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兴旺景象。吴用长于计谋，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在庆贺重新聚义的时日，他没有沉湎在饮酒欢乐之中，而是与晁盖等众头领计议如何防备，迎敌官军。正因为早在物质上、军事上作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当官军将至，“晁盖大惊”，不知如何迎敌时，他却谈笑自若。根据他的部署，果然旗开得胜，把济州团练使黄安带领的一两千人马打得七零八落，缴获了大批战利品，生擒敌帅，为梁山农民武装打出了军威。
宋江上梁山后，吴用退居第三位。地位变了，他的耿耿赤心一如既往。过去不图功名利禄，现在不争权位享受。小说四十三回一段文字颇耐寻味： “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每日筵席，饮酒快乐，与吴学究看习天书，不在话下。”后来，山寨又添了李云、朱富两个新头领，便杀牛宰马，设宴庆贺。酒筵上吴用不是开怀畅饮，而是开口说道： “近来山寨十分兴旺，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众兄弟之福也。……目今山寨事业大了，非同旧日，可再设三处酒馆，专一探听吉凶事情，往来义士上山。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可报知如何进兵，做好准备。”并把新设三座大关的把守将领，职责纪律，都作了明确的安排和要求。接着“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掘港汊，修水路，开河道，整理宛子城垣，修筑山前大路。”这是关系梁山根据地安危的战备建设，如此重任为什么让陶宗旺把总呢，吴用特意说明“他原是庄户出身，修理久惯”。真可谓既可靠，又内行。其他如钱粮帐目，文约字号，兵符印信，衣袍铠甲，大小船只，厅堂房舍，筵席招待，都派专人执掌，作到了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这岂只是山寨职事的分工，真堪称是一幅精心设计的治国理政的蓝图。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吴用高瞻远瞩，组织规划，梁山义军纵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内部组织和建设未必会如此严整有序。
自然，吴用最光彩照人的还是他那杰出的军事才能。“文才不下武才高……岂甘枯井伴儿曹。”自从他执掌了起义队伍的军机大权，无论是陆战、水战、防御战、进攻战，他都能出奇制胜。宋江用兵靠的是“天书”，公孙胜上阵靠的是 “法术”，吴用打仗靠的是智慧和群力。常言说得好：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金圣叹 《读〈第五才子书〉法》 中的一段话不可全盘否定。他说： “吴用定然是上上人物。他奸猾便与宋江一般，只是比宋江，却心地端正。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吴用便明明白白驱策群力，有军师之体。”后世农民起义的将领，从《水浒全传》 中学习 “埋伏攻袭”等战术和策略，主要不是模仿宋江、公孙胜的 “天书”、“法术”这类虚幻、迷信的把戏，而是学习吴用调兵遣将、驱策群力的奇谋妙策。
如果说粉碎济州团练使黄安的围剿是防御战，江州劫法场是化装潜伏的袭击战，那么三打祝家庄则是大规模的进攻战。这次战役领兵挂帅的是宋江，而决胜的最后一仗实际指挥是吴用。一打祝家庄，宋江不待调查清楚敌方情况，只顾摇旗纳喊，擂鼓鸣锣，大刀阔斧，连夜进兵，不期深入重地，迷于盘陀路，吃了败仗。二打祝家庄，由于敌方得到救应，宋江又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以致僵卧愁城，眉头不展，甚至发誓： “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情愿自死于此地，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后来，若不是吴用事前作了周密调查，并亲带几个头领前来助战，又献里应外合的连环计，拆散敌人的攻守联盟，是难以取得三打祝家庄的辉煌胜利的。从两人的鲜明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吴用遇事冷静，从不轻举妄动，知己知彼，善于从纷纭错杂的关系中抓关键，有应变转危、反败为胜的非凡才智。
《水浒全传》写得清楚，吴用克敌制胜既不借助神力仙术，也不背诵经典本本，他的谋略都是来自实践，取胜主要依靠众将。他熟悉兵书多不依古法常例，料事如神更敏于侦察情况，他不唯经常派人刺探敌情，还几曾亲自乔装打扮，到沧州、北京、东京等地，既完成政治任务，又熟悉敌方情况。因之，他能“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治军布阵，能因敌转化，用兵设谋，能独决神机，权敌审将，能摧锋俘贼。书中表现吴用的智慧，不同于《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那样，有时借助于所谓呼风唤雨，神机妙算之力。正如鲁迅指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水浒全传》七十六和七十七回虽有布“四斗五方旗”、“九宫八卦阵”和“十面埋伏”的壮丽描绘，却没有“祭风”、“禳星”之类神秘莫测的东西。从某种角度讲，吴用比诸葛亮更真实，更接近生活和群众。
吴用一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对待降将和山寨头领的态度上，与宋江迥然有别。宋江身为山寨之主，每次俘获朝廷官员，总要斥退左右，亲解其缚，纳头便拜，连声称罪，对彭玘、呼延灼、关胜、索超、董平、张清、韩存保，乃至活捉了义军的死对头高俅，莫不如此，不只置酒相待，视为上宾，有时还给俘虏穿上锦袍，硬推上头把交椅，让作山寨之主，直弄得降将受宠若惊，莫名其妙，手足无措。吴用从不如此卑躬屈节。相反，对新降之人，从不轻信。宋江对自己的部将，尤其是对李逵，经常呵责喝骂，张口“这厮”，闭口“黑厮”、“黑禽兽”，动辄就要割舌头，推出斩首，连李逵积极请战和要推他当大宋皇帝等革命要求，都一概遭到无情打击。在这种场合，吴用总是为李逵辩白，劝谏宋江。
在招安问题上，吴用开始是和李逵、武松、鲁智深、三阮、林冲等比较坚决的革命派站在一起，不愿投降的。当宋江一再说服众将随从他的主张时，吴用指出，朝廷“纵使招安，也看得我们如草芥。”并在朝廷第一次派陈太尉前来招安时，亲自布置了凿船换御酒、扯诏骂钦差的斗争，表现了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莫大不尊。事后宋江责怪大家，他说道： “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迭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栓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由于吴用不甘屈辱投降，所以他尖锐地批评宋江的“执迷”招安，主张以武力沉重打击封建统治者，让他们认识革命农民的伟大力量之后，再作商议。从而表达了梁山泊好汉的坚强斗志，所以博得众人的称道。
吴用当初不愿投降，招安后又有思想斗争和反复，但他不可能改变掌握最高领导权的宋江的路线和政策，更没有挣脱忠义的绳索，最后竟在宋江墓前自缢而死。吴用看不到未来的出路，这是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吴用曾经用智慧和才能献身的农民革命事业虽然失败了，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教训。他是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

吴用

小说《水浒传》中人物。字加亮。原为乡村穷书生，靠教书度日。后智取生辰纲，事发，与晁盖等人同上梁山。经验丰富，善于谋划，绰号智多星，以其智慧为梁山起义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在招安问题上屈从宋江，受忠义观念束缚较深。

梁山上的军师——吴用

吴用：　《水浒传》中人物，绰号“智多星”，梁山起义军的军师。吴：　与“无”同音相谐。指没有用处或不起作用。
也作“梁山泊的军师——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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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的军师——吴用

宋江：　梁山泊头领。吴用：　梁山泊军师。吴：　与“无”同音相谐。指毫无用处。

吴用

明代人。以人材被举荐，赴山东传授桑麻栽培技术，以功授黄陂典史，后遭诬告，贬往云南，卒于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