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旧文学之争

1921年初甘文芳在《实社会与文学》一文中，针对当时台湾旧派文学提出了批评，但未得到反响。1924年4月到12月，张我军在《台湾民报》上发表《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等文，痛斥以汉诗社为代表的旧文学为“垄中的骷髅”，坚信台湾旧文学之“当废”已是“不容置喙的真理”。接着，汉诗社领袖连雅堂在《台湾诗荟》中对张我军进行还击，发表了为林小眉写的《台湾咏史·跋》，嘲笑新文学“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是“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其后有闷葫芦生的《致张我军一郎书》、黄衫客的《驳张一郎〈随感录〉》、陈福全的《白话文适应于台湾否？》、咄咄生的《胡适之之奴隶》等文，对张我军进行围攻。嗣后张我军又发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揭破闷葫芦》等文，系统地批判旧派文人的谬论，竭力鼓吹新文学运动，介绍了胡适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张我军的主张得到新文学界的广泛支持，论战一年余，以赖和、张我军、杨云萍等为代表的新文学阵营给为日本当局支持的封建文学以沉重的打击，扩大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1929年，旧派诗再度泛起，曾又引起一场新旧诗歌之争。1941年围绕着“诗人七大毛病”问题，再一次发生新旧文学之争。但其影响与规模均不如20世纪20年代论争之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