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文苑传论

史论名篇。唐代李延寿撰。论文禀太宗“文体浮华，无益劝诫，何假书之史策”(《贞观政要》卷七)之旨意，在叙述自十六国至隋的文学发展概况的同时，对文学的作用和南北方文学的不同风格及其历史成因发表了看法。文章认为，文学具有“穷神知化”和“经邦纬俗”的巨大作用。历史上的优秀作品，影响深远：“其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轗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者往往而有矣。”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学风格，但文学的社会作用却不会消失：“虽时运推移，质文屡变，譬犹六代并奏，易俗之用无爽；九源竞逐，一致之理同归。”故所论北方文学“牵于战阵，章奏符檄，则粲然可观；体物缘情，则寂寥于世。非其才有优劣，时运然也”的观点，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关于南北文风之异，作者指出：“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美尽善矣。”此论虽立足艺术辨析，却折射出文化大一统思想予文学之时代要求。文章对“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丧，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的现象和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人的文风及其“煽于关右”的影响颇有微词，以为皆“亡国之音”而“无所取裁”，亦体现了作者的正统儒家文艺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