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

J.M.凯恩斯及其门徒发展而成的一整套经济思想。其核心是分析总需求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以总收入等于总消费加总投资为起点。如果新增加的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收入就会下降，失业率就会上升。据说，消费 （或储蓄） 水平要看个人的消费倾向如何而定； 一般而言，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零而小于一。企业的投资总量主要取决于企业主预期的利润率。利率是一个决定于人们希望持有现金的程度 （流动性偏好）的独立因素。储蓄或投资不一定趋于平衡，相反的，储蓄水平往往高于投资水平，结果非充分就业成为一种常态。据此，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第一次证明了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他认为，只有政府出面对总需求进行管理，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才可能把国民收入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上。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1936) 出版后，希克斯、阿尔文·汉森、琼·罗宾逊等一大批学者对它进行研究、解释和补充，从而建立起现代宏观经济学。他们虽然都支持《通论》 的基本思想，但对凯恩斯在理论的最重要突破的认识上有分歧，从而形成各种亚流，先有新古典综合派与新剑桥学派之分，后又有新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

指由凯恩斯 (J. M. Keynes) 创立的，并由新古典综合派、后凯恩斯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发展而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总称。凯恩斯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以下简称《通论》) 在大萧条余悸犹存的时候出版(1936年)，给正处于第一次危机的西方经济学带来了强力新声，即使将《通论》称为本世纪“对社会经济政策最有影响的一本书”也是不过分的。正如伊特韦尔 (John Eatwell) 所说的，《通论》 的影响，不局限于宏观经济分析、国民收入核算和应用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凯恩斯主义已成为理解经济现象的与众不同的方法。但《通论》行文晦涩，理论结构亦有漏洞，某些观点模糊不清甚至似乎前后矛盾，给准确理解《通论》带来了极大困难，也授反对者以把柄。《通论》 的理论诱惑力及政策意义，使得经济学家们此后在对它进行研究、解释和宣传的同时，还对它进行订正、修补与扩充。在不同时期，《通论》 中的某些文句受到的待遇颇为不同。凯恩斯主义者虽然都支持 《通论》 的基本信条，但在对《通论》 主旨及凯恩斯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等重要问题的认识上，各持己见，往往强调《通论》 中的一方面而舍弃另一方面，形成以凯恩斯之矛击凯恩斯之盾的局面。在反击凯恩斯反对派意见时，凯恩斯主义者则营造新的理论，说明凯恩斯宏观理论的前提，维护 《通论》 的基本信条，并吸纳某些反对派的意见。
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在于，理论分析中贬低价格效应在总产出和总就业中的作用，强调收入效应，建立投资与产出间的联系，通过乘数的作用，恢复有效需求。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中没有能够保证产出水平与充分就业相一致的自发力量，国家有必要行使干预经济的政策。最早的凯恩斯主义流派是新古典综合派，他们试图实现凯恩斯宏观理论与新古典微观理论的融合。IS-LM分析或称希克斯—汉森(Hicks-Hansen) 模型，不仅在商品和货币两个市场上同时建立起凯恩斯主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间的联系，也向马歇尔 (A. Marshall)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萨缪尔森 (P.Samuelson) 1948年在 《经济学》 教科书中正式综合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并在1955年第3版时采用 “新古典综合” 一词。该学派的基本理论体系是，IS-LM模型中假设P变动，则可得到总需求曲线(AD)，工资刚性应用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则可得到总供给曲线 (AS)，菲利浦斯 (A. W. Phillips) 曲线又将AS与AD结合起来； 基本政策主张是，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并注意宏观政策的微观化。该学派其他代表人物还有： 托宾 (J. Tobin)、帕廷金 (D. Patinkin)、索洛(R. Solow)、莫迪利安尼 (F. Modigliani)、米德 (J. E. Meade) 和奥肯 (A. Okun)等。该派在60年代中期以前成为西方经济学主流，这种混合经济理论至少在50年代相当大程度上平息了西方经济学界对《通论》 的意见分歧，使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理论的认识暂时统一到新古典综合理论上。
即使如此，异议并非没有。早在50年代初，琼·罗宾逊 (J. Robinson) 著 《生产函数和资本理论》 (1953)，首先对新古典综合论持有异议。1956年，罗宾逊著 《资本积累》，卡尔多 (N. Kaldor) 著 《可选择的分配理论》，形成了凯恩斯左派。他们从凯恩斯的投资一储蓄分析出发，把经济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结合起来，说明经济增长与社会不同阶级收入分配的关系，试图返回到李嘉图传统。该派重要著作尚有： 1960年斯拉法 (P. Sraffa) 的 《用商品生产商品》 和卡莱茨基 (M. Kalecki)1933年的 《商业循环理论论文集》 等。该派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他们强调经济的历史时间和制度渊源及未来不确定性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他们在微观理论领域批评新古典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及供求价格论，在宏观理论领域反对均衡分析方法的运用，认为经济学家应分析经济增长给社会不同阶级带来的影响，在政策上政府应对贫富不均状况进行干预和调节，实现收入均等化，缓解 “富裕中的贫困”现象，并通过投资社会管制，把经济纳入长期充分就业的轨道。该派凯恩斯主义最独特的理论要数斯拉法的价格理论和由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 (L. Pasinetti) 及斯拉法等倡导的经济理论和国民收入分配理论。
新剑桥凯恩斯主义在60年代渐渐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70年代开始后凯恩斯主义颇为活跃，在美国以温特劳布 (S. Weintraub)和戴维森 (P. Davidson) 为主要代表，英国和意大利也颇多原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的追随者。克雷格尔 (J.A.Kregel) 所著 《政治经济学的重建： 后凯恩斯经济学导论》 在70年代曾出两版并均重印，广泛用于经济学教学。此外，克洛沃 (R. Clower) 和莱荣霍夫德(A. Leijonhufvud) 认为，《通论》 的本质是“不均衡性”，它是纯理论的，政策方面的意见则比较分散，凯恩斯一贯注意货币与利息理论，新古典综合派的IS-LM模型将收入一支出理论结构固定化从而造成本质的损失。他们成为 “失衡的凯恩斯主义” (Disequilibrium Keynesianism)。
40～60年代的20多年中，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堪称为主流。60年代中期以后，凯恩斯主义主流学派面对西方劳动生产率增长而资本积累迟缓、失业与通胀共存的现实，其理论的缺陷顿形显露，经济理论第二次面临危机，其原因则在于该派在综合时忽视掉了很多东西。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势，被帕金 (M.Parkin) 称为“新凯恩斯主义者” 的中青年学者，坚持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信条，着力寻找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现实微观基础，以复兴凯恩斯主义。他们认为，凯恩斯本人没有很好地阐释名义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的原因，新古典综合派只是机械纵使进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而没有真正构造好微宏观理论的有机联系。正如J.弗朗克 (Jeff Frank) 所说，新古典模型与经验观察不符，凯恩斯模型缺乏基本的微观基础，使两者的可接受性程度大受影响。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信贷市场进行现实考察，说明名义工资粘性和实际工资粘性以及名义价格粘性与实际价格粘性，突出利率和贷款抵押的正、逆选择效应并提出信贷配给论，说明货币市场出清的不现实和市场机制的失灵。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曼丘(N. G.Mankiw)、萨墨斯 (L. H. Summers)、费尔普斯 (E. S. Phelps)、阿克洛夫 (G. Akerlof) 和斯蒂格利茨 (J. E. Stiglitz) 等，前两位曾主编两卷本有代表性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论文集。
凯恩斯在 《通论》 原序中说，“那些与‘经典学派理论’ 已结不解之缘者，或者认为我完全错误，或者认为我一无新见”。不仅如此，此说也可推展到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混乱（既使是暂时平息了分歧） 实属情理中事。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同其他凯恩斯主义理论一样也不能完全科学地阐明西方经济运行，但他们拓展了微观理论，架起微宏观经济学相通之桥，理论的发展值得深思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