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论争

鸳鸯蝴蝶派起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前后，已盛行于文坛。他们在《礼拜六》、《红杂志》、《小说海》、《小说月报》等刊物刊载了大量作品，严重地毒害着广大读者，对新文学运动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1916年8月15日，守常（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发表《〈晨钟〉之使命》，指斥鸳鸯蝴蝶派小说“驱青年于妇人醇酒之中”， “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其害无穷。由此，揭开了新文学阵营对这类小说批判的序幕。接着，刘半农、胡适、周作人、志希（罗家伦）、钱玄同、鲁迅、佩韦（王统照）等人先后撰文予以抨击。1920年，沈雁冰接编原由鸳鸯蝴蝶派把持的《小说月报》，并作了全面革新。这件事对鸳鸯蝴蝶派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因而遭到他们的竭力反对， “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1921年左右，文学研究会以上海《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为主要阵地，对鸳鸯蝴蝶派的谩骂进行反击。西谛（郑振铎）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一方面驳斥黄厚生所谓“新旧文学调和”论，一方面把鸳鸯蝴蝶派斥为“文娼”，把他们的作品比作“‘雍容尔雅’ ‘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并大声疾呼：“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血和泪的文学》)。蠢才（胡愈之）谴责鸳鸯蝴蝶派“情愿卖去了自己的人格，拿高贵的文学，当做消闲娱乐满足肉欲的东西”(《文学事业的堕落》)。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也纷纷撰文，对批判鸳鸯蝴蝶派表示声援。叶圣陶写了《侮辱人们的人》，指斥《礼拜六》的广告“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的“卑鄙”，认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侮辱”。1922年7月，沈雁冰发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空撰男女淫欲之事”，纯属“文字上的手淫”，不仅思想上“毫无价值”，而且手法也极低劣，“根本上不成其为小说”。同年10月吴宓在《中华新报》发表《写实小说之流弊》，把鸳鸯蝴蝶派小说比作西洋和俄国的写实小说，并加以反对。11月，冰（茅盾）和C.P分别撰文，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根本无法与“写实小说相提并论”， “并且是相反的”(冰《“写实小说之流弊”？》)。在此期间，胡寄尘发表了《给郑振铎的信》，攻击新文学“不但没成效，而且有些反动”，从另一角度为鸳鸯蝴蝶派张目。但很快也遭到何慧心（何公超）、沈雁冰等人的批驳。这一场论争，沉重地打击了鸳鸯蝴蝶派，为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扫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