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删诗说的争论

孔子曾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正因为如此，故后世方有“孔子删诗”说的争论，而且从汉至今，争论未休。
孔子删诗说，在汉代以前的古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到了汉代，有人认为王官到民间采的诗非常多，现存的《诗经》，不是太师保存的旧本，是经过孔子删订过的。这种说法，始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后来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之说。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到宋代，欧阳修更发展了《史记》、《汉书》的说法，归纳出孔子删诗的删章、删句、删字的三个原则(参见《诗本义》)。到了清代，还有人坚持此说。顾炎武在其《日知录·说四诗》中，更进一步为孔子不删“淫诗”作辩护。由此可见，一般学者是如何崇奉《史记》、《汉书》关于孔子删诗之说了。
那么，删诗说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条：
1.古诗何止三千。古国一千八百，一国陈一诗，也有一千八百篇。今本《国风》，有的经历十个、二十个国君才采录一篇，难道一国历经若干世只有一诗吗？可见古诗本来很多，只是没有采录。
2. 汉代去古未远，司马迁见到的材料自然比后来的人多，《史记》是权威性史书，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故其说可信。
3. 对照书传引的诗，在《诗经》中有全篇未录者，有录而章句不同者。所谓删诗，不一定全篇皆删，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句删其字。
4.书传中所引《诗经》中未录之诗，确有与今本中已录的诗重复者，故“去其重”之说，当亦可信。
对孔子删诗说首先怀疑的是汉代的孔安国。他认为古代诗歌决不会有三千多篇，孔子决不会删去十分之九(参见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引)。唐代孔颖达、宋代的朱熹也不赞成删诗说。孔颖达说：“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见《毛诗正义》)朱熹说：“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诗，只是刊定而已”。“当时史官收诗时，已各有编次，但经孔子时，已经散佚，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见得删与不删。”(朱彝尊《经义考》引)。到了清代，学者纷纷起来剖析，证明孔子并未删诗，朱彝尊、崔述、赵翼可为代表。其主要论点如下：
1.孔子在《论语》中常说“诗三百”，可见三百篇早就为定数，非孔子删诗之后所定。
2.若古代真有三千多篇诗，被孔子删去十分之九，那么在先秦古籍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但实际上逸诗只有二三十分之一，可见孔子不曾删诗。
3.《史记》上所说孔子删诗只“取可施于礼义”的。而现存《诗经》中仍保存着的“淫诗”，孔子为何不删削？逸诗见于《仪礼》的，如《肆夏》《新宫》，都被王朝所采用，认为“可施于礼义”的，孔子又为何要删削这些诗？
4.吴季札到鲁国参观周乐，鲁叔孙穆子让乐工为他唱诗，乐工演奏歌舞的十五国风与风、雅、颂的次序，和今本《诗经》相同，而那时孔子尚八岁，不可能删诗。
5.古代外交家常常在宴会上“赋诗言志”，有时让乐工歌唱诗句，借以表达他们的意图、态度，故他们必定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本子。如果诗真有三千多篇，当时的士大夫和乐工记不了这么多的诗。
6.孔子自己并未说过删诗的话，只说“诵诗三百”。删诗之说，是司马迁的话，何以不信孔子的话，却反信别人之言。
“五四”以后，二十年代，以钱玄同、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站在反封建的立场，认为《诗经》包含着大量的民间创作，“孔子并没有删诗”(《古史辨》第三册)，钱玄同更说：“我以为不把六经与孔丘分家，‘孔教’总不容易打倒的”，他又说《诗经》“这书的编纂和孔老头儿也全不相干”(《古史辨》第一册)他们的观点有片面武断之处。从三十年代开始，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以历史唯物论观点研究古史。范对《史记》的记述持存疑态度，郭说：“古人说孔子删《诗》，虽然不一定就是孔子，也不一定就是孔子一个人，但《诗》是经过删改的东西”(《郭沫若文集》17卷136页)。
现代的《诗经》学者，对于孔子删诗问题，有的继续古史辨学派顾颉刚等非删诗的论点；而多数人接受范文澜、郭沫若阙疑的说法，并渐趋一致地认为孔子整理和删定过《诗经》。但孔子时代，究竟有多少古诗流传，孔子如何删削整理，因为古人未留下任何具体的资料，谁也无法作出直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