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佛佞道费用

古代王朝或皇朝的特别财政消耗之一。佛教和道教在古代社会中拥有广大信徒，其教义和思维方式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之中，尤其是深入到社会基层人口的心理中，在许多方面已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构成了社会向心力的根本要素之一。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皇朝统治者和其贵族阶层成为某些宗教方式的重要传播者，并使之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块特殊领地，授予其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在某些皇朝中，由于皇帝和贵族们沉浸在佛道崇拜的气氛中，遂形成佞佛佞道的风习，在宫廷的财政支出中，这种风习常招致大量的特别支用。自汉时佛教传入中原，东汉末至三国时逐渐形成势力。魏晋时期达到极盛。各朝在建筑石窟、寺院、浮屠及佛像、举办佛会经场等方面的花销非常巨大。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 (515) 时，境内寺院建筑达到13700余所。孝明帝神龟元年 (518)，洛阳城内就有寺院五百余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 《魏书·释老志》)，这些寺院中有许多是在皇帝支持下建成的。宣武帝在洛阳建造了瑶光寺尼房500余间和永明寺房千余间，住有中外僧尼3000余。并在瑶光寺中造有五级浮屠，高至50余丈，所费不赀。孝明帝在洛阳建永宁寺，寺中造有九级浮屠，高达100丈，上缀金铎120杖，金铭5400枚，殿中塑有丈八金像和小金像10余尊，另有绣珠像、织像等等宝物珍品。魏时在佞佛方面的巨大财政消耗，从上述事实中可窥一斑。南朝皇帝也多佞佛道，梁武帝时建康有佛寺近500余所，僧徒10余万人，梁武帝曾建同泰寺，在寺中多次举办救苦斋、四部无遮会，无碍会等活动，务极富丽华贵，不惜投入大批钱财。他又先后四次舍身至寺，臣下共敛钱4万万，三次赎他出寺。唐代诸帝也多佞崇佛道，唐懿宗时为迎取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绮、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 ( 《资治通鉴》卷252)，花费巨万。宋代佞道，宋真宗造作天书神异之事，四处封祀，臣下竟相附会，动辄减岁赋，进百官秩，赐予丰厚。建玉清昭应宫，费时7年，宫中房屋“凡三千六百一十楹，制度宏丽。屋宇少不中程式，虽金碧己具，刘承珪必令毁而更造，有司莫敢较其费” ( 《宋史纪事本末》卷22)。宋徽宗政和年间，佞信道教神鬼的风习达至极盛，徽宗延用道士入宫，赐给房屋钱财，又大兴土木构建道宫。徽宗举办道会，听道士讲经，“自是每设大斋，费钱缗数万，谓之千道会” (《续资治通鉴》卷92)。道士又食俸禄“时道士有俸，每一斋施，动获数十万，每一观给田亦不下数百千顷” （同上）。元帝国佛道并崇，于此花费亦大。如元文宗时，兴和路修佛事，费钞达13500余锭，时 “佛事布施至广，与世祖时相比，岁增金三十八锭，银二百零三锭四十两，缯帛六万一千六百余疋，钞二万九千二百五十锭” ( 《古今图书集成》卷247)。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 宫内行佛事，仅面就用去439500斤，油79000斤，酥21870斤，蜜27300斤，其它物料如香果蜡等品不计其数。明代诸朝佞道，所举行的道醮斋会，所建筑的道观宫阁等，也都得到朝廷的支持，所花的费用也很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