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约我写一本简要介绍佛教的学术性通俗读物，结果形成的是约17万字的《佛教哲学》。该书于1986年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出版社的负责同志又建议我，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增订。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补充我原打算写而没能写上的一些内容，弥补某些缺憾。
有关这次增订的内容，大体上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增加了介绍佛教认识论的内容。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设为两章，分别论述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认识论，对佛教认知系统的方法、方式、过程、标准和特色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扼要的阐述。这是此次增订的重点所在。我用了约10万字的篇幅来论述原本想写而未写的问题，使《佛教哲学》一书的容量得以扩大，内容得以充实。这样，除了介绍佛教哲学的构成、流派、历史和著作外，还从佛教的人生论、宇宙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揭示了佛教哲学的内涵，大致地勾勒出了佛教哲学的体系，这对于读者的帮助也许会更大一些。
第二，适当地增补了论述人生哲学的内容。主要是从人类生存发展史的角度，运用价值论的观念，分别阐述了佛教对人生价值、人生理想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人生理想价值等方面的基本看法。希望读者能从中比较准确地把握佛教人生哲学的根本要义。
第三，对原书的宇宙论部分也作了适当的调整。有些内容或移入了认识论部分，或略作补充，以求各有关部分的相对协调、平衡。
此外，还对原书的疏漏舛误之处尽可能地作了补充修正。
毋庸讳言，笔者撰写《佛教哲学》是着眼于现实的理论及有关实践的需要。在中国以往的历史舞台上，各种宗教都以其独特的面貌扮演过不同角色。在这些宗教中，我以为历史作用最大的还数佛教。中国佛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中国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中国佛教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十分重要的内容。中国佛教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长期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结构之中，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力量。这种佛教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在当前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究竟应该如何对待，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比较中的地位如何，都是我们有关工作者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我希望《佛教哲学》增订本的出版，能够对读者在宏观上把握佛教哲学思想有所帮助，并进而有助于正确对待和处理佛教与现代化、佛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萧萐父教授和郭齐勇教授在评论拙著《佛教哲学》的《佛教哲学研究的现代化》[1]一文中，强调了“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重要性，这确是真知灼见。他们在文章中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佛教的内容，以便使人们了解其思想实质。对重要的佛教典籍的整理，也应当在校点、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今译。又指出，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用现代的多元方法对佛教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如“运用现代的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价值学、符号学、诠释学、系统论、结构主义、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的方法等等，我们将可以从各个侧面发掘出不曾为人们认识的佛家文化的价值，并产生出丰富多样的佛学研究新成果。方法多元，成果多样，是佛学研究现代化的需要。如果我们借鉴新方法，变换一下参照系，不仅可以把佛学约化为认识史、范畴史，还可以从文化史、比较文化和中外关系史等角度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还可以专门研究佛教中的自然科学、医学、音乐、美术、建筑艺术、文学、语言、音韵及其传播等等”。同时还提及了佛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求立足于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运用现代科学观点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或弊端，贡献或缺失。萧、郭两位所讲的这些确实是十分艰巨复杂而又有重要意义的科学工作，笔者也有志于此道，然而自知离佛学研究现代化的要求相距尚远，今后应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
《佛教哲学》问世后，得到了师友们的鼓励。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赐函，谓该书可以作为“了解佛教的入门书”。此书后来还经过评选，获得1986年“中国图书奖”荣誉奖。这些都是对我的巨大鞭策，推动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广泛参阅了前辈学者如梁启超、汤用彤、陈垣、陈寅恪、吕澂和胡适等先生的有关著作，其中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我启发尤多。本书在引用他们的论点和资料时，凡重要和突出者均随文注明，但限于本书的体例，有些则为照顾阅读的方便而没有一一加注，这是我要特意申明的。
在我增订本书的过程中，又一次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和王颖编审的热情帮助，谨此致谢。
本书虽经过这次增订，但缺点错误还是不少，希望读者不吝指教。作者
1988年6月10日于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1] 载《中国图书评论》，198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