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新旧道德之争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思想史上出现了一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其间，中国思想界的复古派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围绕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命运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复古派以康有为、陈焕章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是“教化衰息、纲纪扫荡、礼俗易变”(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要挽救时局，便只有维护和提倡“千圣百主相传之遗教”(陈焕章：《孔教论》)。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乃立国之大本，有之则人，无之则兽；崇之则治，蔑之则乱；孔孟之道是国家存亡所系。仁义礼智忠信廉耻等中国传统道德根于天性，亘古不变。只有尊崇孔子和孔教，才能“人心有归，风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准，然后政治乃可次第措施之。”(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为主将。他们对中国传统道德在社会的负面作用予以了充分的估计，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国一切政治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端赖于此。中国封建的伦理纲常导致了社会道德的堕落，进而导致国家的衰微，由此进一步促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独裁者的专权。中国的振兴，需要一场道德革命。道德是与时俱变的，“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李大钊还特别从经济方面解释道德变化的原因，启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之先河。批判封建道德是不平等的道德，吃人的道德，奴隶的道德。他们具体分析孝并不是美德，而是维护专制和不平等的工具，是“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的(吴虞：《论孝》)。贞操也不符合人性，“无益国家社会，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鲁迅：《我之节烈观》)。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还直接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李大钊：《孔子与宪法》)，学孔势必立君，立君势必复辟。与复古派的立孔教为国教运动针锋相对。同时，他们对于西方形形色色的道德理论都有极大兴趣，作了大量介绍，开扩了眼界。“五四”时期的新旧道德之争最终以新文化运动提倡者一派的全面胜利而告终。这是中国伦理学史上对中国封建道德及儒家思想最沉重的一次打击，为中国伦理思想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是在这场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对中国传统道德较多地采用了“形式主义”绝对化的批判方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缺少辩证的分析，有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