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当代伦理思想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伦理思想的总称。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伦理思想便成为中国现代当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起点。批判封建旧道德，提倡近代新道德，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道德，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伦理思想发展的主题。1916年2月发表于《新青年》上的《孔子平议（上）》（易白沙著）一文揭开了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道德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是这场运动的主将。他们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纲常伦理对人民的束缚，要振兴中国，必须要有一场道德革命。陈独秀说：“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吾人最后之觉悟》)要拥护民主与科学，就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等旧伦理。认为封建道德是不平等的、一偏的、不合人情天理的、奴隶的道德，是制造“顺民”的工厂，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根干。鲁迅和吴虞更尖锐地指出旧道德的本质是“吃人”。对于这些不合现代生活的纲常礼教，必须用近代道德取而代之。个性独立、个人自由、民主平等、个人本位、合理利己、功利主义等成为时代的强音，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个人本位主义得到了广泛传播。特别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论著，最早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社会伦理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传播，彻底摧毁了旧道德的理论基础。到1920年，全国出现了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产生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少年》等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192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宣扬自由意志论；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则论证人生观受科学支配。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瞿秋白等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批判了双方的错误，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影响。这次论战是中国现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斗争，是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1927年，蒋介石在全国建立了国民党政权。他把“伦理建设”列为国家“五大建设”之一，认为它是提高一切建设的基本力量。伦理建设的基本方针就是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并使之扩充广大，具体内容是：三达德——智仁勇，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认为这是“现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新伦理的基础”(《中国之命运》)。蒋强调道德实践的作用，认为人生就是“行”，提出了“力行哲学”，“行”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力行”就是“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行”的原动力是“诚”，内容是“致良知”。1934年他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旨在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入手，“务使一般国民的食衣住行统统能合于礼义廉耻。”(《新生活运动之要义》)陈立夫的“唯生论”哲学和伦理学理论是国民党官方理论的重要基石。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伦理思想是为维护其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认为人性是有的，“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动机和效果问题上，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者。提倡“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最高原则。在这一时期，艾思奇、胡绳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等伦理学问题作了阐发，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在与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伦理思想的斗争中，共产主义道德逐渐成为中国现代伦理思想的主流。这个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巨大的内忧外患之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带来了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抱着复兴中国文明的意向，反省中国文化的长短，致力于西方近代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的整合，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学说。主要有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综合道德论”，梁漱溟融合柏格森生命哲学与孔门伦理的“伦理本位主义”，冯友兰杂糅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的“新理学”道德观，贺麟贯通新黑格尔主义与陆王心学的“新心学”伦理思想等等。这些学说都对中国现代伦理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共产主义道德成为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断地提高全体人民的道德觉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并使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服务，是中国当代伦理思想发展的主题。1949年，在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公民的公德”。1963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所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1978年以后，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邓小平一贯提倡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1986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认为全民范围的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连结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些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道德建设的指针。在实践方面，道德建设深入到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诸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在理论研究上，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年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1982年创办了专业刊物《伦理学与精神文明》(后改名为《道德与文明》)。在伦理学基本理论、中外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诸方面，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正在积极形成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