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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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事业发展很快，已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行列。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旅游文化研究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要求旅游文化工作者担负起历史重任，进一步扩展视野，深化研究，使我国旅游事业在更高的文化水准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世界旅游组织已对未来的国际旅游作出预测，在2020年的世界十大旅游目的地中，中国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目的地。这就预示着在21世纪，中国旅游文化将成为国际旅游者最渴望了解和认知的文化。国内旅游者在祖国名山大川、名胜古迹游览中，也要求更深刻、更广泛地领悟中华旅游文化的神韵和风采。 　中国旅游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部分与整体的静态关系，而是彼此之间不断地充实、转化的动态关系。旅游文化，简括地说是旅游所创造的、所需要的文化。在它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是旅游自身所创造的，一是经旅游开发转化而来的。前者是旅游者、旅游业者在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经营中所创造的，属于原生性旅游文化；后者是旅游业者根据旅游需要，对一般民族文化进行开发之后使之转化为旅游文化的，属于非原生性旅游文化。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原生性旅游文化的创造将会愈来愈丰富，非原生性旅游文化的开发利用将会愈来愈深广。前者使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不断地得到充实，后者使旅游文化的涵容空间不断地得到扩展。两者在我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但在总体上，非原生性旅游文化早于原生性旅游文化，而且具有更为广博的内容，为旅游文化的开发转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另一方面，旅游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使民族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使它的价值和作用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和发挥。如果旅游文化(包括原生性、非原生性)得不到继续开发利用，便失去旅游文化的功能而不再属于旅游文化的范畴。如果它再次被开发利用，也就可以恢复旅游文化功能而再次成为旅游文化。这种情形在历史久远的文化古迹中是比较常见的。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以诗人作家、文人墨客为代表的高层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创造的大量的原生性旅游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也有力地促进了旅游文化的开发转化，为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旅游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旅游可以使人生走向完美。对旅游者来说，需要最大限度地接触和了解全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因此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永远是一个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过程。在理论上，只有尚未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不存在不能开发利用的民族文化。但在历史的每个阶段，总有很多未曾进行旅游开发的民族文化，总是存在着大量潜在的旅游文化。 　旅游文化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因为旅游者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的消费是一种异地的动态的综合性文化消费。旅游“六要素”所包括的文化消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历史、宗教、医药、民俗、饮食、服饰、礼制、文物、建筑、商业、交通、地理、园林以及现代科技成就等尽在其包容之中。在这些领域中，我国可以开发利用的人文旅游资源和与之相关的自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我们既是世界旅游大国中唯一的文明古国，又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的旅游资源大国，这就无可争辩地确立了我国在世界旅游发展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我国旅游事业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不可限量的发展远景。现在，我们已有9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20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75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数百处国家森林公园、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其中有14处自然保护区已加入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网”，有23处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我们还将会拥有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 (二) 　中国旅游文化品类万殊，风情万种，为世界所罕见。这是由于我们拥有长盛不衰的民族创造力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我们疆土辽阔，物产富饶，江山如画，气候宜人，“到处皆诗境，随时有物华”，处处都是令人陶醉的山光水色，时时都有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美丽富饶而又古老神奇的中华大地，钟灵毓秀，江山助人，山山水水都是我们民族的智慧之源、灵性之源。在大自然的感悟、启迪之下，自古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种风采，留下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和难以胜数的人文胜迹。其绵延之久，分布之广，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品位之高，影响之深，在人类文化史上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人文胜迹与自然风光相契相融，和谐完美，多样统一，构成风神独具、异采纷呈的华夏风光，也形成了源远流长、包罗万象的中华旅游文化。 　中国旅游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是同步共趋的。虽然原生性旅游文化的出现稍晚一些，但非原生性旅游文化却肇造于远古人文初始之时。可以说，当我们这个星球人猿相揖别出现人类曙光的时候，神州大地也留下了我们民族最初的文化痕迹。在漫长的石器时代，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从这里起步，华夏旅游文化也从此拉开历史的帷幕。现在这些文化遗址已有很多经过旅游开发转化为著名的旅游文化景点，旅游者游览其中，如同打破时空限隔，走入历史长河，漫游于华夏旅游文化的源头，领略我国原始社会最古老的文化风貌，最能加深对我们文明古国悠久文化的体认。 　在遥远的上古时代，人与自然有着原始纯真的连结，人的神话与自然的神话也浑然相融，各种自然景物天然地成了神话传说最奇妙的载体，寓含着许许多多神奇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这种自然风景的艺术加工，是人文美与自然美的完美结合，它所表现的美好意愿和理想，不同于原始宗教性质的图腾崇拜，而是一种原始的审美想象，一种古老的山水意识。此后，在“极大的时间深度”里，经过历代承续演变，沿流扬波，敷张曼衍，日益丰富曲折，使华夏山水愈来愈深广地和华夏文化融合在一起，山水幽胜之地无一不是神仙洞府、灵怪窟宅，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因而更具魅力，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千百年来，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旅游文化始终是构建华夏山水胜境的灵魂，而山水风景则是体现华夏文化的自然物，成为内含人文精髓、外现自然奇观的令人心驰神往的风景奥区。巫山神女峰下、天台惆怅溪边、武陵桃花源头等都是最为著名的“惹得诗人说到今”的神奇之境，在那里游览总是带有几分浪漫、几分童真的。 　在华夏山水胜境中，有很多是缘于名人而成为名胜的。王恽所说的“山以贤称，境缘人胜”，是普遍存在的旅游文化现象。凡是仁人志士、文人墨客、才智英杰之士寓居、仕宦、游览之地和祠庙、陵墓所在之处，对旅游者都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如孟浩然所说“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种名人效应在其它国家也是存在的，但在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尤为突出。究其文化心理，多半出自于对名人人格、业绩、遭遇的景仰、感佩、同情。而这种思想情感又是基于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同宗同祖、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认同感和向心力。有此文化心理、人生价值取向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同一性，面对先贤圣哲遗物、遗迹、遗踪时，自然会想见其为人行事，思接千载，浮想联翩，默默地进行着情感上的交流、沟通、碰撞，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思想推动，山水旅游文学中那些荡人心胸、摄人魂魄的怀古写景之作便是在这样的感情状态下创作出来的。如果旅游者在游览中耳闻目睹名人遗事遗迹的同时，再读一下这些作品，将会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和思想品格的教育，使自己的思想情感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崇尚自然，性耽山水，酷好旅游的传统。陶弘景所说的“山川之美，古来共谈”，便是一千四百多年前齐梁诗人对这古老传统的认知。如果从先秦古籍中去寻绎其源流，可以追溯到黄帝的巡游活动，《山海经》、《庄子》等都作过生动的描绘。司马迁《史记》也有记述。后来一些史籍还有关于奉祀黄帝元妃嫘祖为祖神(行道、旅游之神)的记载。虞舜南巡、夏禹治水巡游的故事亦每见于典籍，最为后世所称道，《孟子》就曾称引“夏谚”并以其为王者之游的楷模，颜延之侍游诗有“《虞风》载帝狩，《夏谚》颂王游”之句，而他的“善游皆圣仙”则吐露了晋宋人对上古帝王旅游者的颂扬和企羡。这些都刻写着我国古代旅游传统形成过程中的轨迹。商周之际，台苑园囿旅游、民俗嘉节旅游兴起以后，旅游活动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这在《易经》“观”、“旅”二卦和《诗经》的《灵台》、《溱洧》等旅游诗中都有所反映。周昭王、穆王、共王、惠王等都有好游的经历。周穆王是个大游历家，“欲使天下皆有其车辙马迹”，“游名山大川，肆登路之极”，“乐而忘归”，《左传》、《国语》、《史记》和《穆天子传》(《周王游行记》)、《列子》等均有叙述。及至春秋战国之世，封建诸侯好游成风，竞相筑台馆、建园囿，或登高山，或出游于海，或泛游河中，“乐而忘返”，其甚者竟至于“六月不归”，“乐而忘死”。最惹人注目的是“士”的旅游活动。在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百家争鸣中，儒道等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旅游经历，并且在旅游审美理论方面有了重大建树，他们所提出的元气说、天人合一说、君子比德说和“涤除玄览”、“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与民同乐”、“逍遥游”、“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山林皋壤使我欣欣然而乐”、“入境观其风俗、山林川谷之美”等思想言论，深刻影响甚至支配着中国两千多年山水意识、旅游观念的发展。被刘勰称为“得江山之助”的诗人屈原，因遭谗放逐，远游汉湘，行吟泽畔，成为历代无数迁客骚人感伤旅行的先导者，而湘江因“地为三闾草亦香”，终至于形成“从来词客例浮湘”的历史传统。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的局面下，旅游文化趋于多样化，旅游传统得到进一步发展。秦始皇、汉武帝等多次巡游天下，并举行盛大的封禅活动，直接影响到后世帝王巡游、封禅传统活动的形成。汉代以赋名世，以山水、园林、苑囿、远征(游)、关塞、隐逸、田园、咏物为内容的汉赋作品，反映出当时旅游者的活动空间和观赏对象有了很大的拓展。这也说明，由于汉人山水旅游意识的增强，才出现了刘勰所说的“模山范水”赋作的繁荣。而京都大赋的兴盛，乃是战国以来都市观光旅游不断发展的文学反映。司马迁为著《史记》而漫游天下，成为为著述而进行考察旅游的第一人。张骞“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继者则有班超、甘英，为打开东西商旅通道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汉魏之际，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群体宴游赋诗，自觉以诗歌的文学样式反映旅游生活，开启了“游必有作”的旅游文化传统，诗与旅游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山水诗，堪称诗的“山水之祖”。这也说明他是一个山水审美意识很强的诗人。 　魏晋之际，“悦山乐水”、“优游山水”、“笃好林薮”、“经日忘归”、“忽焉忘返”、“喜欢无量”、“忽忘形骸”等已成了酷爱山水自然者的典型语言。继而玄学兴起，“振起玄风”，“江左称盛”。东晋大畅玄风的代表人物是一批有很高文化素养、社会地位而又醉心山水旅游的名士。他们把游览山水视为“不朽之盛事”，纵情山水，即是名士风流，倡导宅心玄远，“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在“灵化自然”的玄悟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冥通合一境界，怀着巨大的热情以仰观宇宙、俯察万物的气度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于是有王羲之、谢安等四十一人的兰亭盛会，在游目骋怀，一觞一咏之中了悟人生真谛，表露出旷达的人生、飘逸的情采、高雅的志趣和虚灵的心境。这种名士的风流潇洒正是那个时代旅游生活中最典型的魏晋风度。自唐至清，不知赢得了多少文人墨客的誉美和赞叹。如“今古风流，惟有晋代”，“文采汉机轴，人物晋风流”，“江左风流在，常怀晋谢安”，“大抵南朝多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人物风流晋永和，兰亭疑少竹林多”，“东晋风流安在哉？烟岚漠漠山崔嵬”等不胜枚举，以至于清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也有“风华自昔称佳地，觞咏于今纪盛名”的叹咏。一次山水旅游活动影响如此深远实在是不多见的。东晋末年，慧远等三十余人在庐山石门举行旅游盛会，他们追求的是佛子的“神趣”而不仅仅是观赏山水外在的美；陶渊明在挂冠归去之后也曾邀集乡里邻曲同游斜川。这两次旅游聚会影响虽不及兰亭，却很能反映出晋人好游的社会风尚。当时，人们对于热爱山水的语言已不满足于使用“悦山乐水”等词语，而是开始从人的自身探寻内在的共同基因。首先是陶渊明说：“性本爱丘山”，稍后是谢灵运说：“夫衣食，生之所资；山水，性之所适。”陶诗言其丘山之爱乃禀性使然，虽是诗人的自我剖析却具有普遍意义。孔子的仁智之乐、庄子的山林皋壤之乐无一不是性之使然。谢灵运所说则把山水提到与衣食同等重要的地位，一以养生，一以适性，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无异于说山水旅游乃人生的基本需要，从理论上论证了人之本性与山水的关系。可以说，陶、谢所提示的是我们民族酷爱山水传统由以形成的最本质的东西，也是历代文人墨客最可高尚其事的语言，所以一语道破后立即得到认同，成为竞相标榜的经典语言。人人皆言性好山水，以示志趣高洁，代代相袭，蔚为风气。其甚者，更有以山水癖、山水馋、烟霞痼疾、泉石膏肓自谓或相誉，以见其性耽山水，嗜贪至深。这一些词语，感情份量是很重的，在其他民族旅游文化史上是很少见的。 　东晋以后，我国民俗旅游进入全面发展阶段，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除夕等主要节日旅游活动基本定型，山水园林旅游、寺庙道观的宗教旅游也急速发展起来。这些旅游活动具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民族特色，为中国旅游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也扩大了旅游的社会层面，增加了旅游者出游的机缘，人与山水自然之间的感情也在不断地深化。充满诗情画意的江南山水，物色相召，吸引万千游客游赏，也启迪文人墨客用最美的语言和图画描摹它的美，于是出现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旅游诗创作的繁荣，出现了语言精美、韵味隽永的山水散文创作的繁荣，也有了早期的山水画和山水画论。当然，就诗歌自身发展而言，也有一个变革玄言而为山水的历史过程，但从根本上说，是山水旅游给我们民族文化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丰硕的成果，如果没有江南的山水旅游很难想象会有中国山水诗画的辉煌。江南山水赋予了南朝人太多的灵性，也激发了他们狂热的游兴。谢灵运是一个狂热的旅行家，恣意游遨，特制登山木屐，伐木开径，从游数百人，临海太守为之惊骇；山水画家、画论家宗炳以老病俱至，乃图所见山川于室，卧以游之；诗人沈约对名山望慕空深，希望与禽尚齐美，在春游中感悟至深，抒写出“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第一次把“旅”和“游”熔铸在一起，构成一个具有无穷魅力的词汇。稍后，昭明太子萧统编成我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所收先秦以来游览、行旅、江海等山水旅游之作占全书四分之一以上，地位相当突出，表明他有很强的山水旅游意识，已经很清楚地看到先秦以来存在着喜爱游赏、描写山水的旅游传统、文学传统。由此看来，陶弘景所说“山川之美，古来共谈”绝不是一个人的见识，而是当时对我们民族崇尚自然，性耽山水，酷好旅游传统的共同认知。宗懔《荆楚岁时记》曾从《老子》“众人熙熙，如登春台”和屈原《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的追溯中，看到我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喜欢春日出游的传统，因有“春日登临，自古为适”的精粹之语，应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共识。 　唐代以后，中华民族悠久的旅游文化传统得到充分继承和发展，在这篇前言里是很难详述的。简要说，唐人旅游，初盛唐时好漫游，李白的“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很有代表性。他们胸襟开阔，志趣高远，气概豪迈，在数以万计的山水旅游诗作中，高扬着大唐盛世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国富民强的乐观情绪，展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卢照邻)，“天地朝光满，江山春色明”(储光羲)，“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这些创作于旅游活动中的诗句，说明那是一个民族精神、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一个旅游文化高度升华的时代，至今仍然光彩照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唐人比魏晋人更为亲近，他们不只是把山水自然作为可以娱悦的对象，而且看作是可以相亲相爱、倾诉心曲的兄弟、知己。李白独坐于敬亭山前，默默地进行情感交流，倾吐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心语。杜甫游步于岳麓山道林二寺山径，峰回路转，鸟语花香，倍感亲近，因有“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的亲情欢语。晋简文帝入华林园曾有“濠濮间想”，“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到了杜甫的“友于”之情和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可以见出其中脉络，而在情感心理上更为纯真了。由此而后便成为表现人与自然亲情的传统手法，如：“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李清照)、“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我爱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爱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辛弃疾)、“莺花旧识非生客，山水曾游似故人”(陆游)、“青山爱我，我爱青山”(张可久)、“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唐志契)、“青山如故人，江水似美酒”(文点)等等。在这里，山水景物人格化了，被赋予了人的思想感情，这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旅游审美心理和情趣。唐人在山水审美中最为倾心追求的是一种情景交融，物我两浑，人与山水同化共美的至高境界，并善于以精美的语言创造出空灵高远，渊然而深的意境，把中国诗歌的创作艺术和原生性旅游文化创造推上历史的顶峰，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旅游文化宝库。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最高艺术成就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山水旅游之作，故王夫之有“古之绝唱多景语”的论断。可是，如果没有我们民族那自古以来便根深难徙的山水之爱，没有那与山水亲近的旅游活动，这古之景语绝唱是很难产生的。同时也说明山水可以启迪心灵，激发情志，产生巨大的艺术创造力。 　唐人的旅游活动由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道佛思想影响，其生命情调、审美趣味也各有不同。如以色彩比拟，儒家的人生色调是红色的，生命渴望燃烧，山水游览中常心系社稷苍生；道家的人生色调是绿色的，生命和大自然一样充满活力，山水游览中总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情；佛教的人生色调是蓝色的，生命空间一片寂静，山水游览中多是寻求一种幽寂的美。如果从风骨、气韵、神采区分儒道佛审美倾向，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儒重风骨，道重气韵，佛重神采，三者相分而又相联。山水旅游文学作品在总体上是以儒为骨，骨立则实；以道为气，气生则活；以佛为神，神成则美。优秀的山水旅游文学作品，得儒家思想之精髓者，内容充实而志向远大；得道家思想之精髓者，气韵流动而意境高远；得佛教思想之精髓者，禅境空寂而神采毕现。以阳刚、阴柔论之，受儒道影响者多阳刚之美，受佛教影响者多阴柔之美。从三家对盛唐山水旅游诗创作影响看，杜甫、李白、王维应该是三个最典型的分别受儒道佛思想影响的诗人。山水画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宋代以后三者的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已在中国旅游文化中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倪云林有“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之语。 　由于疆土辽阔，景点增多，唐人旅游空间和出游次数远远超过前人，而六朝胜迹和历史兴废为他们留下了许多寻幽访古的去处。都市的繁华更为他们的人文旅游扩展了领域，丰富了内容，帝京长安、古都洛阳、金陵、名城扬州、杭州、苏州、成都、桂州、广州、洪州等都是旅游热点城市，长安、扬州等地还有很多新罗、日本、波斯、大食的游客。时称“扬一益二”的扬州，三国时已是游人非常向往的都市，殷芸《小说》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之语。唐人亦为其美景所醉，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张祜)的诗句。唐人喜爱山水美景，也善于发现、生动描绘自然美。唐诗中吟咏亭台楼阁和寺塔、祠庙、道观等人文胜迹也很多，岳阳楼、黄鹤楼、鹳雀楼、滕王阁、慈恩寺塔(大雁塔)、姑苏台、禹庙等为文人墨客题咏殆遍，成为原生性旅游文化荟萃之地，至今仍是驰名中外的旅游胜地。 　宋人山水旅游虽无唐人气势，而城市、乡村民俗节日旅游之风却为唐人所不及，《东京梦华录》详记其盛况，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则可直观汴京繁荣景象。南渡之后，都城临安民俗节日旅游与西湖的山水旅游十分兴盛。每逢节日，“湖山游人，至暮不绝”，“苏堤游人，来往如蚁”，“天街卖买，直至五鼓”，吴自牧《梦粱录》详记其事，并说：“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甚至“倾城出游”，“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不改也”。是秀丽的湖光山色和古老的民间风俗使杭州人形成了自古好游的文化传统。《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均有记述。这些书籍虽不是专为旅游而作，却是杭州旅游很有价值的导游读物，也是研究中国旅游文化的重要资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八百多年前的杭州，以西湖游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旅游业已具有一定规模，仅湖上游船和为游客提供各色食品、用品的小船多达百艘。作为南宋都城，杭州既有湖山之美，又有人文之胜，当时已称“销金锅儿”，有人间天堂之誉。范成大《吴郡志》引谚曰：“天上天堂，地上苏杭”(元初奥敦周卿《蟾宫曲》引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以苏杭比作天堂，固然有鱼米之乡，市井繁华，百姓富足缘由，也不能不说还有着山水秀美，景色如画，风物清嘉的原因，是旅游者最为留恋的地方。或许从旅游审美的角度说，适性的山水比资生的衣食还重要些。也可以说宋人以苏杭比天堂与唐五代人的诗句“人生只合扬州死”，“游人只合江南老”之间有着内在思想联系，突出地反映出我们民族追求山水美感的强烈愿望。 　宋代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山水写意园造园艺术，士大夫多有私人园林，游园赏景赋诗成为宋人旅游生活重要内容。杨万里曾言及杭州园林春游盛况云：“户户游春不放春……处处园亭处处人。”陆游与唐婉在绍兴沈园的不期而遇，留下了《钗头凤》和一段哀婉欲绝的故事。杭州有些苑林“装成乡落之景”，“数亩之地，观者如市”，这在当时的都市旅游中可谓别开生面了。宋代是我国书院教育最发达的时代，南宋书院尤为突出。许多著名书院都建在山水深处，风景很美，宛如园林，书院文化与山水美景两相映衬，“院以山名，山以院盛”，乃是“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智仁独得之天”，是高文化品位旅游和修学旅游的圣地，对发展旅游文化，推动文化旅游有很大的影响。宋人在山水旅游审美活动中对景物的美感特征有着深入细微的观察，并且开始对某一区域内具有代表性的景观进行美学命名，创造性地组合成一组富有区域特色的景观群落。最初是北宋山水画家宋迪画潇湘山水八幅，名为“潇湘八景”。后来南宋画院画家画杭州“西湖十景”，影响很大，开启了我国各地景组命名的风气，而且均以“八景”、“十景”为数，景名构成也大都是以地点加景色的四字词组为固定格式，如潇湘夜雨、洞庭秋月、苏堤春晓、三潭印月、居庸叠翠、芦沟晓月、沙岭晴鸣、澎湖渔火等。景组命名的出现说明宋人的审美能力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说明他们对景区景群美感特征的总体把握和个体分析，对美的认识能力与创造能力、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都有了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代山水画的创作是从山水旅游活动中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有了新的开拓。由此我们联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游山玩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词语出现在宋人言语中就不是偶然的了。宋人好游，赵匡胤八世孙桂林伯赵师恕曾说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朱熹性嗜山水，所经行处闻有佳山水，虽迂途数十里亦必往游，尝欲以八片木作“华夷图”，刻山水凹凸之势，使人负以随游，后虽未能竟成，但足以见其嗜游之情。范成大出川，陆游入蜀，“江山万里看无穷”，沿途沿江有景必游，有游必记，写成《吴船录》、《入蜀记》，是两部很有价值的日记体长篇游记。宋人的旅游文化心态，从总体上看倾向于内敛，游览山水也喜欢追求深含于山水中的理趣，山水旅游之作中多警句，写景生动而意蕴富厚，启人心智，如：“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梅尧臣)、“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欧阳修)、“虽惭老圃秋色淡，且看寒花晚节香”(韩琦)、“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辛弃疾)、“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夏元鼎)等等。此类名句反映出的山水游赏中的哲理思考，与宋代理学不无关系。就宋代山水旅游诗词比较而言，诗中理趣多于词作，但怀古之作却是词胜于诗的，可以见出宋人以诗词表现旅游思想情感是有着不同的艺术选择的。南宋是民族意识、爱国思想高涨的时代，在辛弃疾、陆游等爱国作家的山水旅游作品中，民族之爱、山河之爱、祖国之爱是融合在一起的，他们在山水旅游活动中也始终关注着国家民族命运和前途，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但旅游活动多在江南一带，北方则以大都为中心。旅游者也多为诗人、词人、散曲作家和散文作家。其中耶律楚材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大军远游西域六年，他可能是元代以前诗人中游程最远的一个。道人李志常曾与其师丘处机等应成吉思汗之召赴大雪山，行程万里，他们可能是第一批远游西亚的道教徒，改写了自法显、玄奘以来唯有佛教徒出游西域的历史。 　明代游风很盛，士大夫还以山水文章自鸣清高，有云：“山水朋友，性命文章，是名士本色。”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曾说：“使予尽游江南诸名山，虽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而“允为明三百年诗人之首”的高启也自谓“我性好游观，夙负云水债”。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旅游业已相当发达，杭州、苏州等已成为著名的旅游城市，有为数众多的专以游客为顾客的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以三奇、四绝总言名山胜景的审美倾向和“导游”一词也在明代出现了。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部门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山水旅游意识和审美趣味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旅游的社会意义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王士性说：“吾视天地一切造化之变，人情物理，悲喜逆顺之遭，无不于吾游寄焉。”大多数士人面对山水时既不像魏晋人那样追求玄远情趣，也不像唐人那样追求高远意境，而是“不到名山死不休”的狂游、痴游，以身躯、性命游，对山水自然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贪恋之情。袁宏道一生沉醉于山水，“山行之忙，忙于作官”，在吴越三月“无一日不游”，说“自堕地来，不曾有此乐”，西游华山之乐“可值一死”，因“犯死一往”。在他看来，世人难得者唯“趣”，而“趣”唯有从山水自然中得之。山水不仅有“趣”，而且可以“当药”，说“流水有方能出世，名山如药可轻身”，“真愈病者无逾山水”，并言“宁作西湖奴，不作吴宫主”，“人间妖韶不能易吾一盼”，“算来百尺清泉死，胜似儿啼女唤时”，又因“丘壑日近，吏道日远”而“心近狂矣！痴矣”！这种狂热的山水之恋是明代中叶朦胧的个性解放思想在山水旅游审美活动中的强烈反映。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也是一生迷恋山水，“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自谓“予性嗜山水，不能两日不游”，以为山水“至奇至幻，至灵至活，体态百物，体具七情”，山水之乐可使人“解濯俗肠”，“神骨俱清，百病消除”。在山水旅游中，他不仅感到身心健康而且“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由此可见，公安派的“性灵说”是以山水旅游生活和山水旅游审美体验为基础的，离开山水旅游便无从谈起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性灵说”应该是中国旅游文化史和中国山水旅游文学史的文学创作理论。明代旅游的兴盛也推动了旅游地理研究，王士性和徐弘祖便是人文旅游地理和自然旅游地理研究最杰出的代表和最著名的旅行家。徐弘祖少年即有“问奇于名山大川之志”，“以身许之山水”，游遍大半个中国，西南一带游历最广。为实现他“欲尽绘天下名山胜水为通志”的伟大理想，他“不惜捐躯命”，“闻奇必探，见险必载”，“以性灵游，以躯命游”，“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呕心沥血，写成长达七十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这是世界上最早完成的一部地理考察著作和最大的一部游记文学作品。钱谦益誉之为“古今游记之最”，并以“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相推许，王思任则说他“山水可以博命，文章可以鬻身”。应该说徐弘祖这种对山水以身相许，以命相博的精神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民族强烈的山水意识和酷爱旅游的文化心态，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古代志士仁人为旅游事业献身的民族精神。 　社会游风的炽盛，促使对旅游行为理论的思考、研究更为深入、更为成熟。王思任所说“游道如海，……游何容易也，而亦何容易告语人也”，正是在进行理论探索过程中的深切感受。他在《游唤》中将旅游分为二十三类，并作了扼要释述，以为理想的旅游应当是“酌衷于数者之间”。这样以专题论文形式对游道进行理论研究，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还是第一次，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可以启发游道研究。在《游唤·序》中，王思任还对人类旅游行为的本质作了新的大胆的解释。他以诙谐的语言说“天地定位”之后而“又必生人”，是要人来肩负起弘扬山水自然的神圣使命的，“则人也者，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恒不朽者也。”指出人生两目两足不单单是为了昼见日夜见月和走路跑官。旅游乃是人类肌体的基本机能，是人类生命、生活不可没有的生以俱来的天然活动。这些似乎充满挑战意味的言论等于说人不旅游是天性的灭杀、肌体的废残，真有些“笔悍而胆怒”的味道了，我们也似乎隐约地感受到某些现代旅游理论的气息。 　明代是一个积极谋求向外开拓发展的时代，永乐、宣德年间曾出现以通商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国际商务旅游高潮，曾多次派遣声势浩大的海陆旅游使团。郑和率领远洋船队七下西洋，陈诚、李暹率领大明马队五次远行中亚，中华文明也随之远播世界各国，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东南沿海一带到南洋经商旅居者很多，大批商人、手工业者定期来往，开创了民间商贸旅游的繁荣局面，对南洋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明代是园林旅游兴盛的时代，从它的中叶开始，我国的古典园林造园艺术进入成熟的顶峰期，江南很多文人名园建于明嘉靖至清嘉庆年间。喜爱园林旅游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园日涉以成趣”，在中国旅游文化中属于比较高雅的文人旅游生活。文人山水写意园的兴盛和园林旅游的发展，意味着山水旅游审美的深化、雅化、个性化。清代在前代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兴建的皇家园林，充分吸收江南文人山水写意园造园艺术，成为中国园林旅游文化的经典作品。康熙始建、乾隆建成的避暑山庄是我国最大的古典园林，康熙、乾隆等几代皇帝每年在此游居达半年之久，成为当时的第二政治中心，有“塞外京都”之称。所在地热河行营也因此“户口日滋，耕桑日辟，俨然一大都会”。一个小村因旅游而在数十年间发展为大城镇，这在我国旅游文化史上还是第一例。康熙、乾隆是两个酷好旅游的帝王，都曾六下江南，并留下不少民间传说。在古代好游的帝王中，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者，也许仅有秦始皇、汉武帝和隋炀帝。 　清人旅游的空间和所游的景点都超越了前人，不少的诗人作家都有很强的山水旅游意识和非凡的旅游经历。查慎行自称“烟波一钓徒”，舟车南北，四方游历，三十多年间行程七万里。洪亮吉酷好山水，曾遍游名山，说“九州我昔历险夷，五岳顶上都标题”，“半生纵踪未曾闲，五岳游完鬓乍斑”。在谪戍伊犁时仍然游兴不减，自称“好奇狂客”，游见奇景，不胜狂喜，“大笑一呼忘九死”！ 赵翼曾说“我行半天下，名山阅万里”，经行之处，赋诗纪游，云贵边陲之作最多，有“已遍天南万里路”，“吟到中华以外天”之句。袁枚年少时“不省山水之乐”，后在山水旅游中增长阅历，“一丘一壑动生感慨”，与山水结下难解的情结，引山水为挚友，说“千峰看过皆我物，千载同心皆我友”。他为黄山奇美景色所醉，“恨不能化千亿身，逐峰皆到”。他还以七十七岁的高龄远游岭南，“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 这在中国旅游史上也是罕见的。袁枚的旅游创作生活名气很大，蒋士铨说：“却到江山奇绝处，遇双鬟、都唱袁子才。”他的弟子很多，有“随园弟子半天下”之说，其中多为好游者。他所提倡的“性灵说”也与山水旅游生活有密切关系，曾说过：“必须山川关塞，离合悲欢，才足以抒发性情，动人观感。”清人旅游也有一种不畏艰难险阻，历险而前的顽强精神。钱谦益冒雨游黄山，说：“天公尽放狂风雨，不到天都死不休！”魏源说“奇从险处生，快自艰余获”，“苦极斯乐险斯夷”。不少诗人作家一生眷恋山水，苦乐自知。袁枚说：“不从羁旅中，苦乐宁知否？”他们沉醉于山水旅游，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对山水的一往情深，对大自然的真挚的爱是共同的。顾炎武自称“天涯独往之人，日暮倒行之客”，北上中原，寻访古迹，游览名山，“域中五岳，得游其四”。陈维崧一生酷爱自然，临终时得“山鸟山花是故人”句，作推敲之状而瞑目。朱彝尊驰驱万里，南北游幕，北出云朔，南至岭南，东浮沧海。赵执信游历南北，徜徉林壑五十余年。黄景仁在早年已遍游各地，“踪迹所至，九州历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 　清代末年，一批从事外交、商务活动的人员和留学生走出国门，游览欧美和亚洲各国，成为中国近代的国际旅游者，黄遵宪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在驻外十七年中曾遍游日、美、英国和新加坡，自谓“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在他的国内外旅游活动中时刻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诗人和旅行家。他所创作的山水旅游作品突出地反映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现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为近代中国旅游文化史增添了丰富的思想内容。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十八年中曾遍游欧美亚三十多国，他的总结是：“吾国人不可不读中国书，不可不游外国地，经互证而两较之。”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进行国际旅游的深刻见解。在游览异域风光中，康有为既看到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深有感慨地说：“未游欧洲者，想其地皆琼楼玉宇，视其人皆神仙才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如此哉！ 故谓百闻不如一见也。”这些文字，现在读来仍然发人深省。 　在清代的两百多年中，有很多诗人作家谈论游道游术。其中以魏源最为突出，他是“半生放浪山水里，日逐烟霞穷不已”的大旅行家。他认为“一游胜读十年书”，“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他的游踪遍及海内，“州有九，涉其八；岳有五，登其四”。自称“我亦造化所铸之一物，本与山川同自出”。他沉醉于山水，把优美的山水视为人间“尤物”，说“世间尤物醉人性，色声光景忘往返”，又云：“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主张游山要深游方能见山之魂魄，要“与山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为一”。在山水旅游中，魏源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凡足履所游处，“遇胜辄题咏”，“十诗九山水”，要完成前人未及完成的描摹山水的历史使命。他的《游山吟》、《游山后吟》等蕴含着非常丰富深刻的山水旅游审美思想、审美经验。他所提出的“游山学”表现出一个旅行家所特有的理论色彩和生活体验，对研究山水旅游审美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在历史的简略回顾中，从孔子的仁智之乐到魏源的游山学，显示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酷爱山水旅游的古老传统和愈来愈强烈的山水旅游审美追求。其中最突出的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沉醉山水，以天人合一，物我圆融为最高审美境界，在游赏山水风光时注重心灵的净化，以美的心灵观照美的山水，达到人与山水同化共美；在观赏人文胜迹时注重思想的升华，从古代英烈、伟人的崇高思想、品格和不朽业绩中汲取精神力量。人文美和自然美所激发的最强烈、最深厚的思想感情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山河之爱始终是和故乡、祖国、民族之爱相融为一的。“黄鹄山川意，相随万里翔”，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游何山何水，总是不忘神州故土！ (四) 　在新的世纪中，我们的任务是“全面提高旅游产业素质，建成世界一流旅游大国”。要完成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必须进行有效的旅游文化建设，加强旅游文化研究。未来的旅游业的竞争和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品位和含量。国内旅游、国际旅游都需要以高品位、大含量的民族文化去赢得旅游者的赞赏。为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旅游文化，提高旅游产业素质，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我们编撰了这部《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应该说，这只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为中国旅游文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回想起来，还是在1990年的秋天，中国旅游文学专业委员会在海南海口——三亚召开第四届年会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约组撰这部大型辞书，高瞻远瞩，很有战略眼光和超前意识。第二年，在温州——雁荡山第五届年会暨谢灵运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编委会讨论了全书框架和各省(区)市的样稿，此后就开始了繁重、苛细的撰写、修改工作。遗憾的是我们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任务。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缘故。先是工作头绪太多，后是年年因病住院，延误了大家的事情，思想负担很重，深感内疚，在此谨向各位编委、各位作者和关心这部辞书的朋友们表示歉意。虽然十年过去了，这个题目却并没有过时，旅游文化研究还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历史已作出检验，这是一个常写常新极其富有生命力的课题。 　在编撰过程中，我们注意进行旅游文化的深层发掘，尤为注重山水旅游诗词和文化史料的寻绎，尽可能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增补新发现、新开辟的旅游景点条目，以求充分地汲取人文精髓，展现山水胜境，使旅游者更好地去欣赏人文美与自然美。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等大目中，力求从其历史沿革中寻找出旅游和旅游文化演进的轨迹，运用典型史料和文学名句勾勒其某些独特的人文风貌和自然特色。旅游活动，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文化活动，城市旅游、人文胜迹旅游如此，山水自然风景旅游也是如此，所以在重要条目的撰写中最用力的是写出人文精神，写出有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写出文人墨客的文化活动和代表作品。我们在条目中较多地列出了山水旅游文学家的名字，因为他们既是重要的旅游者又是原生性旅游文化的创造者，旅游者通过他们的游踪可以去进一步查寻，获得更丰富的旅游文化知识。有些旅游文化现象深刻地反映着我们民族的山水旅游意识和审美情趣，深刻地反映着我们民族的旅游文化传统，我们集中在这篇前言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作了阐述，可以和有关的条目两相参照得到比较完整的理解。 　组织撰写这样一部大型辞书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查找一处史料出处，往往要翻检多种文献资料，苛细繁重，耗时最多。有些往往是误传很久，习以为常，不以为误，最易忽略，如多景楼名误为出自李德裕诗或误以为所见佳景多故名，“华山秀作英雄骨，黄河泻出纵横才”误为李才甫断句，“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误为唐人语，钟祥误为战国后期楚国都城等，对此类问题撰写有关条目时都尽可能搜寻原始写明出处。有些传言相沿日久而语源不明、出处不详的，如“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等，也从能见到的资料中作了检索或详言出处。对于某些传说与历史不符的，一般只点明其为传说，不作考述。如传说有所确指，并涉及具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则点明其为传说并说明出处。如天宝六载黟山改名黄山，言明其为传闻之辞始见于《黄山图经》。在旅游风景区、风景点，此类情形颇多，不及一一考辨，只能留待来日了。现在能加以辨证的尽可能不用旧说，以求真实或比较接近实际。如四大菩萨之一的九华山地藏菩萨的身份和名号的述介即为一例。涉及久远历史事件往往有不同说法，我们依通例只取一说，如言毫州为汤都南亳近畿之地，但这不等于否定其他说法。至于因名人效应而引发的旅游资源之争，辞典条文不便述介，可以两属者分列于两地，或列参见条；不便两属者酌系于一地。为便于读者查阅和旅游途中就近延伸区域旅游空间，较大的省、自治区划分为若干旅游区。划分的原则是以地市行政区划为单位。景点较少者与相邻近的地市合为一个旅游区。这样划分是否妥当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我们曾讨论过大旅游区的划分，目前很难实施，留待以后再行斟酌。 (五) 　这部《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是在作者、编委、责编的密切合作、共同努力之下完成的。各位编委从约请作者、酌定辞目和样条到审改书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各位作者为写好重点条目，数易其稿；责编仓阳卿同志不仅审改了全书书稿，而且补写了很多条目。他们为旅游文化事业作奉献的精神是令人感佩的。 　在完稿的过程中，先后参与撰写、增补、修改、审订和编务、资料工作的专家学者、工作人员达一百余人。参与有先后，分工有不同，都是尽职尽责，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的。 　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旅游文化大辞典》协编单位安徽省旅游局、亳州市人民政府、桐城市人民政府、黄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九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天柱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龙虎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和真诚合作，说明旅游主管部门、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对旅游文化建设事业是很重视的，这部大辞典的出版也是他们为我国旅游文化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国家旅游局何光局长为本书作序，中国旅游协会李玉莺副会长多方面关心、支持本书的编撰、出版工作。我们还得到了许评、张脉贤、张俊、郎涛、曾业松、张韶春、汪永平、方正全、石玉柱、汝鸣、杨维东、刘东贤等同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高克勤同志的有力支持。安徽大学天马旅游学社，安徽大学中文系旅游专业王卫东、蒋竞、张慧、陈兰娟等同学，合肥市华夏旅游学校大专班同学，以及我的山水旅游文学专业研究生张璟同学，都做了很多的资料编务工作。谨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臧维熙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