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随着文化讨论的展开和文化研究向纵深拓殖，文化哲学、文化史学(包括文化通史、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及专题文化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加之传媒的播散之功，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等议题不胫而走。至于“神农文化节”、“荷花文化节”之类标示“文化”的群众性活动亦风行一时。“文化”这一概念以空前张力，挺进社会各阶层的话语系统，庙堂之上、沙龙之内自不待言，即使芸芸众生的日常言谈也常有“文化”二字现身。1999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会上，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合作的小品，便不时冒出下里巴人颇富文化况味的佳句，令闻者发出会心之笑。“文化”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被冷落多年，竟在20世纪后期变得如此热络，实在是先前未曾料及的。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邀参加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小型文化研讨会(这可能是新时期国内较早探讨文化学、文化史学的学术聚谈之一)，主持人报告说，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各大专院校基本都未开设文化学和文化史课程，以“文化”命名的出版物，仅寥寥两三种，与同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云兴霞蔚的文化研究大不相称，也同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国颇有声色的文化论战和文化史研究形成落差。会上，年逾八十的周谷城先生即席讲话。鉴于那时人们于文化学、文化史都隔膜已久，对“文化”概念也只限于“被政治、经济所决定，又服务于政治、经济”这么一种认识，周谷老的谈话便侧重于界定“文化”。他操着浓郁的湖南乡音说，文化有点像“泥鳅”，难以抓住，只有边研究边把握，轮廓才会逐渐清晰起来，所谓“草鞋无样，边打边像”。周谷老又说，什么是文化？一块天然的石头不是文化，而是自然，经过有意识的人类对它加工，就变成了文化。
时间逝去十多年，周谷老也作古数载，而他那风趣的神态和举重若轻的说词，至今仍历历于眼前耳际。20年来，我在研习文化史的过程中，为着把握“文化”概念，参酌过多种论著，涉猎过不少学说，但得益真切的，还是周谷老那深入浅出的一席谈。以诸君案头的这部文化辞典而论，将文化界定为“自然的人化”，除取义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外，也受启迪于周谷老当年的“石头之喻”。
文化作为“自然的人化”，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的内在心智的塑造，因此，文化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表现为文化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化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化的心智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絪缊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形成文化的精神内核。以上就是习语所说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介乎二者之间或二者之外的，还有文化的制度层面和文化的行为层面。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构的各种社会规范、典章制度，表现为种种规约、体制和机构，诸如国家模式、法律体系、赋役制度等；后者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势，以礼俗、民俗、风尚形态出现的行为模式。
器用、制度、行为、心智，是本辞典所涉及文化的四个层面，而心智文化记录着累代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精神内涵，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化的摹本，也是本辞典的展开部。心智文化又可分作文化心理和文化观念两个级次。前者约指不定型的、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俗文化”，后者约指经由文化专门家加工过的、定型了的“雅文化”。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中跃动着心智文化的灵魂，反过来，器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又提供着心智文化的源头活水，并成为心智文化的物化形态和实践形式。本辞典力图从文化四个层面及其互动关系来拟定条目、阐释条目，并兼顾心智文化的“雅”与“俗”两层面。
本辞典还是一部中华文化辞典，是关于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历史的辞典，这就需要进而界定“中华”。
“中华”是一个有着漫长演变过程的词汇，我们有必要把握其古义和经过时代转换后的现代义。
古代华夏—汉族立国，多建都中原(黄河中下游)，处于四夷之中，故称之“中华”，意谓“居于天下之中的华夏”，与先秦常用的“中国”、 “中土”等词相近似。“中华”一词，先秦、秦汉尚未出现，直至汉胡交织、华夷混融的魏晋南北朝，“中华”一词方开始使用。《魏书·礼志》称，“下迄魏晋，赵秦二燕，虽地居中华，德祚微浅”。《晋书·陈頵传》记陈頵与王导书曰：“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北齐·高昂传》称， “于时鲜卑共轻中华朝士”。这些文献所用“中华”，或指中原发达的文化，或指拥有礼乐传统的华夏族。
如果说，“中国”与“中华”原先都是地理概念，而“中国”后来逐渐转化并定格为政权、国家性专用名词，那么， “中华”则更多地被发挥其文化内蕴，《唐律名例疏议释义》说：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 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这段释文在指出“中华”本与“中国”词意略同之后，进而开掘“中华”特定的文化含义。近人章太炎对于“中国”与“中华”两词的区别更有明晰的分疏：
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①
既然“中华”是一个富于“文化”底蕴的词汇，故本文化词典没有冠以“中国”，却选定“中华”二字。
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初叶正执著于“排满革命”、 “光复旧物”的章太炎所说的“中华”，指的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拥有发达的文化。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逐步以“中华”称谓中国诸民族联合体，并在推翻清朝后，定国名为“中华民国”，还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实指中国诸族共和，从而赋予“中华民族”以中国各族共同体的内涵。
纵观历史，中国各族得“中华”之共名虽在晚近，其实，诸族文化的交往融会已久历岁月，而一部中国的文化史，正是这个诸族共同体在悠久年代间共同创造的。本辞典并非汉族文化的辞典，而是以汉族为主体的，由多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辞典。这便是本辞典冠以“中华文化”的意蕴所在。应当指出的是，中华文化自发端之日起，即不断与外域文化发生着交互影响，这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异彩纷呈的动力之一。本辞典各断代多设“文化交流”专节，便是此种历史真实的反映。
本辞典除第一部分为文化学条目外，其他诸部分均竖分横写，即按历史时序归章，章内按文化诸门类分列条目。条目释文，力图从“文化”角度发掘内涵，以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辞典相区别。
本辞典成自众手，各条目后注明作者，以示各位的劳绩与文责。常务副主编何晓明教授为编写组织工作付出巨大辛劳，他又与笔者勉力通览全稿。但撰稿人及主编者限于学力，难免疏误，还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冯天瑜
2001年4月25日于武汉大学珞珈山麓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