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送之情，随春色所至，何其浓至！末两语情中生景，幻甚。(钟惺《唐诗归》)

【诗例】

送沈子福归江东

王维

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

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解析】

唐诗里送别之作很多，往往都是触景生情，借眼前之景写离别之情。王维的这首《送沈子福归江东》却与众不同，它是“情中生景”，把浓浓的离别之情比作江南江北的遍地春色，让这春色伴友人一路东归。这真是情之所至、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钟惺《唐诗归》评曰：“相送之情，随春色所至，何其浓至！末两语情中生景，幻甚。”一语道出了该诗的高妙之处。所谓情中生景，就是指作者在感情激动之中，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周围的景物或自己的想象上，使 “物皆著我之色彩” (王国维 《人间词话》)，“我”喜“物”亦喜，“我”悲“物”亦悲，通过对这个景物的描写，达到抒情的目的。这时作者写笔下之景，实际上就是写自己的内心之情。但景又不完全等同于情，情是主导，景由情生，二者不即不离，写来摇曳生姿，不板不滞，非大家不足以达此境界。

这首诗构思巧妙，情中之景写得自然、贴切。前面两句看似平淡，其实内中意味十足。第一句点明送别之地，写渡口的现成之景。“行客稀”，说明渡口的冷清，“杨柳”暗含了折柳送行之意，烘托了气氛。第二句暗扣题意。“罟师”，渔人，这里借指船夫，说明沈子福是乘船离开的。“临圻”，在今江苏江阴一带，当是友人要去之地。因为长江自九江以下往东北方向流，所以顺流直下到临圻就算“归江东”。后两句以 “惟有”一词领起，发语突兀，想象奇特。作者此时笔锋一转，想象自己的离别相思之情正像这无所不在的春色，从江南到江北，一路送友人归去。情绪哀而不伤，基调明快，一下子就抓住了读者。这时，如果我们回头看看，就会明白作者构思的巧妙：先写渡口的冷清，后写别情的浓烈；先写行客、罟师的漠不关心，后写自己的深情独往；先写眼前实景，后写情感幻象。欲扬先抑，由远及近，由表入里，作者的相思之情在巧妙的反衬之下显得更为真切、浓烈，更具有感人的力量。

王维写诗往往以自然、真实的情感为主导。他能自由地驾驭诗歌形式(尤长律诗)，丝毫不拘于成法，所以即兴的创造、生花妙笔很多。在这首诗中的“惟有”二句，亦是因情而造幻象，把江南江北的遍地春色看成是自己的相思之情，且以拟人之法，让其送君归去。依依别情，不必质言而已浓至。诗人在即兴创作中的意态自足之状，亦宛然在目矣。

中国古代文论认为，人的情感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有“诗缘情”之说。《诗大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心雕龙》：“昔诗人篇什，为情而造文。”都说明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但情感也因物境的不同而有变化，所谓“情以物迁”是也。情与“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情和景的关系。第一次明确谈到情景关系的是皎然的《诗式》，其曰：“缘景不尽曰情”，认为通过“景”能够表现但又不能完全表现的那个东西就是“情”。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真正透彻地论述了情景关系的是王夫之，他认为情和景是辩证统一的，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其《姜斋诗话》曰： “夫情以景合，景以情生，初不相离，唯意所适。截分两橛，则情不足兴，而景非其景。”认为诗的最高境界在于情景的“妙合”，他说：“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而“情中景尤难曲写”。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里归纳了缘情写景的三种方法：其一是选取适于抒情的景物来写，如秦观《踏莎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其二是对不适于抒情的景物进行改造，如杜甫的 《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和鸟本是喜人之物，诗人改造后却用来写悲伤；其三则是拟人化的手法，如欧阳修的《蝶恋花》：“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以上缘情写景诸句，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都被称为“有我之境”。原因就在于作者的主观情感太强烈，观物时使“物皆著我之色彩”。

李白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诗中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之句，与王维这首诗中的“惟有”二句构思相同，如同出一机杼，虽然在情感色彩上不尽一致，但二者有着同样巨大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