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7年9月21日，新加坡《南洋商报·狮声》编者张楚琨在该刊写了一则启事：“日内本刊又接到许多写大题目的文章，如《青年的责任》，《全面的抗战》，《后方的动员》之类。说句老实话，这种文章不容易做得好，而且也没有人爱看。与其写这种‘人云也云’的官样文章，不如切切实实抒述自己一点日常的感怀。”刊出后，《星洲日报·晨星》、《新国民日报·新路》等副刊纷纷载文批评。青干等人的《与狮声编者商榷》一文从3方面提出异议：一、批评启事用”似嘲讽又果断的语气”对青年习作者泼冷水；二、“大题目的文章”既有必要亦受欢迎，如因难写而不写，则“无异于因噎废食”;三、离开抗战现实去抒个人之情，这种文章写得再好也毫无意义。批评文章还有洪瑛的《大题目文章应该不应该做》等。嗣后，季之华写《关于大题目文章》一文居中调停。张楚琨也在《狮声》撰文解释误会，表明他写启事的初衷在鼓励习作者多写些杂感之类的短稿，并无抹煞所有大题目文章之意。论争于是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