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 上】
凡七章。
或問 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1]○曰：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故史記以為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曰：仁義之説，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為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為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為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别哉？然又有一説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為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内外之别，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為之説，顧有以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曰：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曰：諸説如何？曰：程子取字之訓，恐不若舊説之為安，其他則皆善矣。而其所謂‘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者，則尤切於事情，學者所宜日深省也。張子以謀之遠近分主仁義，似亦未安。然其所謂‘爾為爾，我為我，各定其分’，則得為義之要矣。范氏之言，明白條暢，雖雜引經傳之文，而無遷就牽合之病，其體與大學傳文相似，所以告君者當如此矣。然其所謂‘利物之利，即所謂義之和耳’，蓋未有不仁不義而能利物者，亦未有能利於物而不享其利者也。楊尹之言，則知此矣。
精義 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别，非知仁義之説者也。’又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齊語，謂某處取，某處遠近。’○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在。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又曰：‘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蓋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怨仇。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誠哉是言也。大凡人之存心，不可專利。〔上〕[2]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之所共惡，於是莫有益之，而或攻擊之矣。故聖人戒之曰：‘“立心勿恒，乃凶之道也，謂當速改也。”’○伊川先生論范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做甚’，以為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横渠先生曰：‘堯夫抑上富强之説，正猶為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説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民不後其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尹氏曰：梁惠王以利國為言，而孟子對以仁義者，苟以利為事，則不奪不饜矣。知仁而不遺其親，知義而不後其君，則為利也博矣。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彼以利而不知仁義，其害豈有既乎？
或問 二章之説。曰：張子不保其樂之説，尚矣。其引顔子之樂，非孟子之本旨也。其曰‘聖賢言極婉順，未嘗咈人情’者，亦施於此章則可，彼或出於人情之不正者，又安可以不咈乎？楊氏樂民之樂之説，亦非本旨，合與下文通為一條，但引起下文之意耳。○曰：其以利害難易為言者，果聖賢之心乎？曰：此非謂教君以求利，而苟幸其言之易行也，但其理自如此耳。然語意之間，深以咈其君之欲為慮，亦若張子之云者，殆皆記者之失也與？尹氏麋鹿魚鱉遂性之言，則孟子初無此意也，亦曰‘民樂其然’，則可矣。
精義 張子[3]曰：不賢者民將去之，故不保其樂也。○楊氏曰：‘人君當樂民之樂，臺池鳥獸豈足樂哉？’又曰：‘梁王顧鴻雁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為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為臺沼苑囿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惟孟子之言，常于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人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廷，則可以格君心之非，而其言易行也。’○尹氏曰：麋鹿魚鼈皆遂其性，則與民偕樂也可知矣。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告君之道當然，其意深切矣。
或問 三章之説。曰：諸説皆善，但范氏論王道之始，於下文品節之事，失於不分先後詳略之序。其以狗彘食人食者，專為豐年小民之事，恐亦未盡，然其意則詳備，而有可行之實矣。楊氏以‘王道之始’一節為仁心仁聞，似亦未安。蓋‘不違農時’以下，固已有法度之施，但未至於詳密耳。尹氏又以一章首末皆為王道之始，則其考之亦不詳也。○曰：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可以食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老幼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略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耳。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悌之義，徐氏之説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予，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末也，故又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説亦密矣。
精義 伊川曰：‘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問：‘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若以地土計之，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少有一家九人者，只十六已别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救之義，故亦可足。’又曰：‘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便先從養生上説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不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宜孟子之不與也。夫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曰：‘自“不違農時”而下，至“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者，仁心仁聞而已，未及為政也，故為王道之始；自“五畝之宅”而下，至“黎民不饑不寒”，此制民之産，先王之政也，如是而後，王道成矣。故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夫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政，是謂徒善，徒善不足以為政；行先王之道而無仁心仁聞，是謂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二者不可偏舉也。故曰：‘堯舜之道不〔行〕[4]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此之謂也。○尹氏曰：孟子所言，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不知出于王道，而欲民之多於鄰國，又歸罪於凶歲，其不知本也甚矣，反以孟子為迂闊而不見用，哀哉！
【眉批】 第四章精義有‘翟霖送伊川’云云，而乃心經附注，或疑原本，故漏之不敢加録。又有‘尹氏曰：“為政之不善一至于此，不能遵王道故也，惡在其為民父母？”’二十六字。
或問 五章之説。曰：二説皆善，但楊氏‘仁者無敵’之言為過耳。
精義 尹氏曰：古之聖人，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今惠王據有大國，而反敗辱焉，不能施仁政而遵王道故也。仁者無敵，豈力不足哉？惑而不為焉耳。二説中一説不見於精義。且仁者無敵之説，精義係之尹氏説下，故姑依此録之。
或問 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然後得為賢耶？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苟無其德，而欲矜勢位以厲威嚴，是乃所以益見其盈滿而妄作耳。○曰：言之急遽，亦何譏耶？曰：艮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吕氏之言，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内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耶？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又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而不復久於梁耶？○曰：或謂孟子蓋美襄王之能謙以下人，而悦其所問之大爾，非譏之也，信乎？曰：若然，則孟子之言當有贊美之意，不若是其略而易也。且果如此，曷不遂輔之以有為耶？
精義 尹氏曰：戰國之際，干戈相勝，非救民於亂者也，殺人而已矣，欲天下之定于一，可乎？
或問 王霸之辨。曰：董子、程子、范氏、楊氏之言備矣。董仲舒事江都易王。王曰：‘（粵）〔越〕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吴，滅之。寡人以為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粵）〔越〕未嘗有一仁也。’然推其意，則猶有可言者。古之聖人，致誠心以順天理，而天下自服，王者之道也。後之君子能行其道，則不必有其位，而固已有其德矣。故用之則為王者之佐，伊尹、太公是也；不用則為王者之學，孔孟是也。若夫齊桓、晉文，則假仁義以濟私欲而已。設使僥倖於一時，遂得王者之位而居之，然其所由，則固霸者之道也。故漢宣帝自言漢家雜用王霸，其自知也明矣。但遂以為制度之當然，而斥儒者為不可用，則其見之謬耳。若尹氏直以本末為言，則固有所不盡也。○曰：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而孟子遽以是心為足以王者，何也？曰：不忍者，心之發，【眉批】 ‘心之’之‘心’，恐仁字之誤。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者也。是心之存，則其於親也，必知所以親之；於民也，必知所以仁之；於物也，必知所以愛之矣。然人或蔽於物欲之私，而失其本心之正，故其所發有不然者，然其根於天地之性者，則終不可得而亡也。故間而值其不蔽之時，則必隨事而發見焉。若齊王之興兵結怨，而急於戰伐之功，則其所蔽為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推之而已，豈自外至哉？王既不能自知，而反以桓文為問，則孟子安得不指此而開示之耶？然戰國之時，舉世没於功利，而不知仁義之固有，齊之百姓，又未見王之所以及民之功，是以疑其貪一牛之利。非孟子得其本心之正，而有以通天下之志、盡人物之情，亦孰知此為本心之發，而足以王於天下哉？○曰：然則孟子既告之矣，而王猶不能自得其説，何也？曰：固也，是其蔽之極深，是以暫明而遽昧也。○曰：君子之遠庖厨，何也？曰：禽獸之生，雖與人異，然原其稟氣賦形之所自，而察其悦生惡死之大情，則亦未始不與人同也。故君子嘗見其生，則不忍見其死；嘗聞其聲，則不忍食其肉。蓋本心之發，自有不能已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曰：然則曷為不若浮屠之止殺而撤肉也？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故人之與人自為同類，而物莫得以班焉，乃天理人心之自然，非有所造作而故為是等差也。故君子之於民則仁之，雖其有罪，猶不得已，然後斷以義而殺之。於物則愛之而已，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不身翦，不暴殄，而既足以盡於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為正，非異端之比也。彼浮屠之於物，則固仁之過矣，而於其親，乃反恝然其無情也，其錯亂顛倒乃如此，而又何足法哉？○曰：器成而釁之，禮也，今以小不忍而易以次牲，可乎？曰：釁鐘，禮之小者，失之未足以病夫大體，而不忍之心，仁之端也，由是充之，則仁有不可勝用者。其大小輕重之際，蓋有分矣，孟子所以急於此而緩於彼，豈無意哉？○曰：所謂見牛未見羊者，豈必見之而後有是心耶？曰：心體渾然，無内外動静始終之間。未見之時，此心固自若也，但未感而無自以發耳。然齊王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又正合乎愛物淺深之宜。若仁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哉？且觀齊王聞孟子之言，而心復有戚戚焉，則此心之未嘗亡，而感之無不應者，又可見矣。○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天下可運於掌’，何也？曰：天地之間，人物之衆，其理本一，而分未嘗不殊也。以其理一，故推己可以及人；以其分殊，故立愛必自親始。為天下者誠能以其心而不失其序，則雖天下之大，而親疏遠邇，無一物不得所焉，其治豈不易哉？○曰：諸説如何？曰：程子、張子之言皆至矣。但張子論‘孟子獨不言易者，則孟子於禮猶有所未學’者，恐未必如此説也。范氏諸説皆善，但以齊王不能推其所為，不能舉斯心加諸彼，則孟子此言，正謂推近及遠者發，以明齊王能遠遺近之失，欲其於此深識其本而善推之，非欲其反推愛物之心以及於仁民也。其曰‘心有輕重長短’，而又曰‘當以心為權度，試稱量之’。語若有病，然輕重長短之當然，固本心之正理，其為權度而稱量之者，亦以此心之用而反求之耳。○曰：有以齊王愛牛之説，明學者求仁之事者，曰：‘此心之發，在人不同，能察識存養而擴充之，則可以至於仁矣。’曰：此心之發，固當密察存養而擴充之矣，然其明暗通塞之幾，乃存乎平日所以涵養之厚薄。若曰必待其發見之已然，而後始用力焉，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學者為無所用其力，可乎？
精義 明道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逕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于霸者哉。○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絶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絶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絶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美，故春秋之法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争雄，而天下不知有周，然而生民塗炭，諸侯是時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此也。’又曰：‘古人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此特告齊王云爾，聖人則不待推。’○楊氏曰：‘齊宣見孟子於雪宫，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以晏子之言，則霸者之事非無傳也。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則桓文事不足為也已。大匠不為拙工改廢其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又曰：‘管仲為政于齊，足以合諸侯而正天下，其功足録也。然學當為王者事，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者。嬖奚與王良乘，王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管仲之功，曾西未必能為之，然管仲之功，詭遇也。詭遇而得禽獸，雖若丘陵，不為也。曾西羞比管仲，正類是與！’又曰：‘為天下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其王也孰禦焉？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又以制民之産告之，使民不飢不寒，而後曰：“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格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勇、好色，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又曰：‘孟子之道，其要在心術。如“是心足以王矣”，此言極好。心術明且正，何所施而不可？學者須是就心上做工夫。’問：‘將順其美，後世之説或成阿諛，恐是引其君以當道。’曰：‘然。此正如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為見牛未見羊，而欲以羊易牛，乃所以為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為，是謂將順。’又曰：‘詳味此一章，可見古人事君之心。’又曰：‘善推其所為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則無待乎推矣。’又曰：‘中庸發明忠恕之理，正孟子所謂“善推其所為”者，乃是參彼己為言。若知孔子以“能近取譬”為仁之方，不謂之仁，則知此意。’○尹氏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以其不務本而求末故也。觀此一章，曲盡其理，患不能推而行之耳。孟子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者，率此類也，夫亦在乎為之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