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章
馮氏之專以‘免禍、保妻子’為言，固非聖人之意。然此非聖人汎論二人之賢否，只是言其為可妻。而以此為言，則此意似不全無，蓋亦人情之當然也。今無論有罪無罪、謹言行與否，只以免禍為主，則固不是。不然，則庸何傷乎其可妻之實？則固在縲絏一事外，而此亦言可妻，故舉此事耳。
‘子使漆雕開仕’章
開之學已至於優仕之域，故夫子使之仕。若其‘未能信’云，則是開自反而益求進於精微之奥者，非夫子勸仕於未學優之人也。陳氏説未然。
‘吾未見剛者’章
都梁言‘嗜欲之害’，曰：‘不但聲色、貨利，即嗜功名、嗜節義，都是欲。’以節義亦作嗜欲，豈不為害理之甚？節義是天理之正，特人見理或未明，故過中者則有之，何可以此將‘節義’二字與聲色、貨利、功名之類歸諸一套耶？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集注則其分仁恕，只以‘無物’二字言。若‘欲’字，則並以為仁，而獨語類有‘此章〔曰〕正在“欲”字上’云云者。此則蓋用程子‘未至於仁，以其有“欲”字’之語。然程子此説，或問不取，集注之説又如此，則決非朱子定論之旨。都梁之不録者似見于此。而但其所自説曰‘仁者只要不欲，子貢於“無加”上卻下“亦欲”二字’云云，是則用程子、語類之意也，非是。
以收效處言，則克去私欲，則氣質之偏自化。然以下工處言，則變化氣質亦自有工夫在。謂只是一路做工夫，太逕截。況曰氣質之偏，總只為一私欲所蔽耳，則是不知私欲之蔽本由於氣質之偏耳。小都梁説偏。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注所謂‘教不（躡）〔躐〕等’，‘等’只是‘文章、性道’二者，分‘等’字在文章與性道間者，非謂文章上有許多等級。晩村謂‘等’字在文章界上多，在性天界上少，非是。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章
語類曰：‘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而）〔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此以子文、文子所為分無私心與當理也。然集注曰：‘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曰：‘二子之（私）〔事〕，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此則以子文、文子所為，為不能當理而無私心也。二義不同，當以集注為正。更詳之，‘無私心’有精粗之可言。以精者言，則子文不能當理，又不能無私心；以粗處言，則子文不能當理而能無私心。蓋此‘無私心’只以‘無喜愠、必以告’言，如集注所謂‘喜怒不形，物我無間’者是已。然則語類之説未必與集注有相礙。
當理則無私心，無私心則當理。不能當理，則其所謂無私心，未必為真無私心；不能無私心，則其所謂當理，未必真為當理，不可分而二之。然粗論之，則亦有當理而未必無私心、無私心而未必當理者，語類所謂‘子文之無喜愠，〔是〕其心固無私，而於事則未盡善；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而）〔然〕未能保其心之無私’者，是此義。今無此曲折，只分而二之，如都梁説則非矣。
三仁事亦謂之仁，則聖人之忠清亦是仁，程子説自為一義。然聖人之忠清，則仁之忠、仁之清；子文、文子之忠清，則忠自忠、清自清。聖人之忠清，主人而言，則仁之忠，仁之清；主忠清而言，則忠之仁，清之仁。程子説則是主忠清而言者。
‘子在陳’章
狂簡皆是兼好底、不好底，非狂則好底，而簡則不好底。集注‘志大’是言狂簡好底，‘略於事’是言狂簡不好底。‘志意高遠、過中失正’亦然。蓋纔言狂，則簡自在其中。故集注亦只曰狂士，其意可見，不可分而二之。且志大而不略於事，則是中行也，不成謂之狂，此所以‘狂’字亦帶得不好底，而非狂專是好底，簡獨為不好底。都梁以‘志大、志意高遠’為狂，‘略於事、過中失正’為簡，以‘裁之’為不裁其狂而惟裁其簡。小都梁亦言‘斐然成章’是狂底好處，‘不知所以裁之’是簡底壞處，皆非是。
‘巧言令色足恭’章
通典薛方山曰：余看左丘明春秋内、外傳，殆游夏之流，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遂謂魯論所載非傳春秋者，于是析一人而二之。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説，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殊不知鄭説合於朱子或問、語類之説，不可輕以為疑也。
‘顔淵、季路侍’章
或問以夫子、顔淵、子路之言志分‘天理、性分、志氣’，而胡氏變‘志氣’作‘意氣’。‘志氣、意氣’語意少異，當以或問為正。語類雖謂‘顔淵〔是〕就義理上做工夫’，‘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然此則又是一義。蓋以義理對示抑揚，則當曰意氣；以‘天理、性分’平説分屬，則當曰志氣，語各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