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或問
【題 解】
大學或問作者朴文鎬(一八四六—一九一八)，字景模，號壺山或楓山老樵，本貫寧海，出生在忠清道懷仁郡訥谷里，十多歲入峿堂李象秀門下修學，終生絶意仕途，專注講學著述。自撰墓碑刻文‘楓山老樵寧海朴文鎬景模之墓’。遺作和著述有四書集注詳説、四禮集儀、續集儀、七書諺解劄疑、考亭人物性考、考詩類考、經注同異考、集學語編、東史略、女小學等。七書注詳説包括四書集注詳説、詩集傳詳説、書集傳詳説、周易本義詳説，書稿完成於一九〇四年，達十年之久，家人、族弟、族侄及門人皆參加撰述和校訂。七書所據版本以南漢版本為主，兼參唐本及俗本之善處。文集有壺山集七十八卷。本書收録於壺山集卷六十，是對朱子章句的論説。(林熒澤)
經：‘明明德。’
或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為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然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為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虚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説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
按：‘以其理則萬物一原’云者，此以公共在天之理而言之，上文所謂‘天道流行’是也；‘氣正且通者，性為最貴’云者，此以各各在物之性而言之，上文所謂健順、仁義、禮智是也。‘然其通也’以下則又以人之氣質不齊之性言之，而物不及焉。夫物亦有物物不齊之性，而聖賢未嘗論辨者，其意蓋曰‘非吾人之所與知’云爾。又按：此云健順、仁義、禮智者，與中庸章句同意，覽者參考可也。
傳：‘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或問: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止之乎？
按：此語雖若予鳥，而實所以奪之也，蓋激而進之之辭也。使人與鳥之性果同也，則孔子豈有此語哉？若乃‘萬物之靈’四字，則所以補本文言外之意者也。靈以心言，而性在其中。
知至
或問程子曰：‘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脱然有貫通處耳。’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愚嘗反覆考之，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人之理不異於己，物之理不異於人，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與物，賢之與愚，相為懸絶而不能同耳。’
按：此條之首論各具同出，極為明白。而‘愚嘗’以下則常夾寫人與己、物與人，故一例説去而未暇細分，讀者就其中以意分之可也。蓋其論一原處，當分人己之一原與人物之一原者。曰衷、曰中、曰性、曰所秉之彝、曰仁義之心，此以人己之一原言也；曰上帝所降、曰天、曰道、曰天道、曰天命，此以人物之一原言也。但字以下則又當分人物性之偏全與人性之氣質善惡者，此則不待枚指而可以易見也。
程子門人雖曰祖其師説，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原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内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鼈為一；求屈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為一’者似矣。然其欲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衆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説之異；必欲其同，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矣。其於程子之説何如哉！
按：以此而參互於上節，則上節之意尤明白可見。蓋學者之論物性，只為明其在己者耳。若不切於己而汎論物性，則於己果有何益？比類衆物而不究性異，則於人果有何快哉！噫，樂渾全、惡分析之病，誠是古今之所同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