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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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乾隆癸丑十一月门人盛时彦谨跋”。清乾隆癸丑，即公元1793年。盛时彦，字松云，纪氏门人。跋云：“时彦尝谓先生诸书，虽托诸小说，而义存劝戒，无一非典型之言，……去小说几何哉!”盛氏另于《阅微草堂笔记·序》中云：“(时彦)尝刻先生《姑妄听之》，附跋书尾，先生颇以为知言。”于此可见纪昀及其门人的小说观念。《姑妄听之·跋》引述纪昀指摘《聊斋志异》语，云：“先生尝曰：《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太平广记》事以类聚，故可并收。今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剧场关目，随意装点。伶元之传(指伶玄所撰《飞燕外传》——编者)，得诸樊嬺，故猥琐具详；元稹之记，出于自述，故约略梗概。杨升庵伪撰《秘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见古书故也。今燕昵之词、蝶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唯此二事，则夏虫不免疑冰。”纪昀指摘《聊斋志异》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盛跋因称纪昀之书，“与才子之笔，分路而扬镳”。纪昀的观点，影响很大。清末经学大师俞樾《春在堂全书·春在堂随笔》：“纪文达公(纪昀卒谥文达——编者)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人小说窠臼。若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馆笔记》，以《阅微》为法，而不袭《聊斋》笔意，秉先君之训也。然《聊斋》藻绘不失为古艳，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俗不堪入目，犹自诩为步武《聊斋》，何留仙之不幸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对此曾有评述：纪昀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指摘，“盖即訾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简，既非自叙之文，而尽描写之致而已”。鲁迅指出，《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方法为“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聊斋志异》的写作特点，则为“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将二书在叙事方法上的差别指示明白。清代亦有对纪氏之指摘持反对意见者，四川合阳人冯镇峦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著《读聊斋杂说》，劈头即云：“柳泉《志异》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而纪晓岚称为才子之笔，而非著述之体，皆言也。”并云：“聊斋》以传记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鲁迅于公元1927年撰《怎么写——夜记之一》，明确指出纪昀对《聊斋志异》的指摘为自设陷阱：“纪晓岚攻击蒲留仙的《聊斋志异》，就在这一点。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人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所以他的《阅微草堂笔记》，竭力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和密语，但有时又落了自设的陷阱，于是只得以《春秋左氏传》的‘浑良夫梦中之噪’来解嘲。他的支绌的原因，是在要使读者信一切所写为事实，靠事实来取得真实性，所以一与事实相左，那真实性也随即灭亡。如果他先意识到这一切是创作，即是他个人的造作，便自然没有一切挂碍了。”盛时彦《姑妄听之·跋》为研究中国古人的小说观念与小说叙事学，提供了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