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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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创作中引用典故以及前人典籍中的材料。

语出钟嵘《诗品序》：“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钟嵘认为文学是客观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现象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诗歌是“吟咏情性”的，应该描写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创造优美的意境。诗贵在有“滋味”，详切地“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而不“贵于用事”。

但是，宋、齐以来，有些诗人脱离现实。对于生活没有真实的感受，写起诗来，引经据典，以学问为诗，诗人们“竞须新事”，“寝以成俗”，对于这种不良风气钟嵘作了尖锐批评：“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

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纳，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诗歌创作竞相用典，拘挛补纳，至使“文章殆同书钞”，这虽然表现了作者的学问，却破坏了诗歌的“自然英旨”，失去了诗歌的艺术生命。诗歌创作如何“用事”，是钟嵘评价诗歌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

所以他批评任昉：“防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批评颜延之：“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皆见《诗品》)

写作上援古证今，有时也需要，诗歌也不例外，如果用得好，亦可增加艺术效果。《文心雕龙》有《事类》篇专门阐述这个问题。

钟嵘的观点和刘勰是一致的。他认为“经国文符”“撰德驳奏”都可以尽量援引典实，但是诗却不能大量用典，因为它会伤害诗的真美。

这说明钟嵘对文学形象特征的认识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