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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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社会政治主张。

与礼治或人治相对称。春秋时期，伴随著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一些政治思想家要求废除已失去作用的礼治，把刑律作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郑国子产首先进行政治改革，“铸刑鼎”，将刑法条文铸在铜鼎上，公布了成文形式的法律。后来晋国的范宣子也这样做了。

郑国的邓析编写过一部成文法，刻写在竹筒上，叫作“竹刑”。他们的这些做法为法治思想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到战国前期和中期，各国普遍开展变法运动，涌现出李湿、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一批法家人物。他们在总结变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明确的法治学说。

商鞅认为统一的法律与严格的刑赏为治国之根本，提出“贵法”“重刑”的主张。他说：“法令者，民主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令行而天下从”，“兵出而无敌”。他认为英明的君主应当以法治国，制定“明白易知”的法律，使“万民皆知所避就”(《离君书·定分》)。

这样就会收到“法必明、命必行”的效果。为推行法治，他批判了复古退倒的历史观和传统的礼治思想。他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离君书·更法》)他反对墨守成规，主张“适于时”、“恃其势”、“恃其数”，认清时代的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用法治取代业已过时的礼治。商鞅的法治思想建立在“世事变而行道异”的进化历史观基础之上。

法治学说除了“任法”主张之外，还包括“贵势”和“重术”等内容，分别为慎到和申不害所提出。“贵势”理论核心为加强君主专制政权。

《营子》写道：“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故人君失势，则臣制之矣”(《法法》)。

“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七臣七主》)。

认为权势是推行法治的保证，要求统治者“审法慎权”，牢牢地抓住权柄。“重术”是指君主掌握驾驶臣民的权术。”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善用权术，就能使统治地位得以巩固。

战国末期，韩非兼取前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系统而完整的法治理论。他认为“法、术、势不可一无”，三者必须结合起来。

在这三者之中，“以法为本”，而“术”和“势”则为落实“法”不可缺少的条件。

他还提出“法不阿贵”“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项主张。

法治思想为统一的秦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作了政治理论准备，在当时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理论，对民主思想起著抑制的作用，给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