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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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杨朱“为我”思想的语含贬斥的形象概括。

《孟子·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子(生卒年不详)，即杨朱，先秦典籍中又称阳生、阳子居。

战国初年魏国人。

活动于鲁、宋一带。

继承并发挥了老聃的“摄生”观点，极为重视珍爱个人生命，主张“贵生”、“重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提倡“不入危域”，“不处军旅”，反对墨子的“兼爱”和儒家的伦理学说。未有著作传世，《列子·杨朱篇》系后人伪作。

孟子所处的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并未为世人普遍认可，其影响似不足以与杨朱、墨翟抗衡，故孟子有言：“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对“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社会思潮动向深感不安，认为杨、墨之言“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孟子·滕文公下》)，不可坐视等闲。对于杨、墨之言将威胁圣人之道与儒家伦理，孟子有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估计，“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以捍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辟邪说为己任，对“为我”而“无君”，“兼爱”而“无父”的杨朱、墨翟口诛笔伐，而对杨氏之批判，言辞尤为激烈，指出：杨子主张为我，连拔一根汗毛就有利于天下的事，都不肯干。

形象地揭露了杨朱思想的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孟子每谈“杨”，必及“墨”，比较而论，认为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两种思想各走极端，皆不容于儒家仁义之道，而“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

”(《孟子·尽心上》)按：子莫，赵岐注：“鲁之贤人也。”执中，主张中道，即折衷杨墨之道。孟子认为，子莫的主张近似儒家，但又批评他“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孟子·尽心上》)，即不懂权变，没有灵活性，过于执著。这样，便有害于仁义之道，有“举一而废百”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