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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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后，农业合作社运动急速发展，促使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速进行。

根据这一形势，毛泽东提出要大大加快各项建设速度和批判右倾保守的主张，并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思想。根据这个思想，1956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计划会议制定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到了4月间，经济指标又作了提高。周恩来、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建设的冒进倾向。

根据周、陈的建议，中共中央于5月举行会议，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作《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指出经济战线急躁冒进表现，强调生产的发展和其它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建议压缩1956年经济发展的指标。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批评急躁冒进有著严重的危害性。这些都对纠正急躁冒进起了重要作用。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批评，说1956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这些都要恢复。八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公开批判反冒进。

11月6日，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反冒进是“妨碍事业发展的，是损害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各方面的潜在力量的发挥的”。1958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召开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又一次批评反冒进，说没有1956年的冒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并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则大批反冒进。

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又一次批判反冒进。对1956年的反冒进的多次批判，压制了党内的不同意见，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为大跃进作了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