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放开水产品价格

1.改革水产品流通体制。1979年， 水产供销系统开始缩小省内淡水鱼的派购范围， 降低派购比例，允许派购以外的水产品自由销售。同时， 对出省采购权也放宽了限制。在过去限定的4个二级站和哈尔滨、齐齐哈尔2个市公司出省接运水产品的基础上，又允许牡丹江、佳木斯、鹤岗、鸡西、双鸭山、大庆等8个市级公司到沿海产地直接采购， 并试验性地开展议购议销。1980年12月， 根据省财贸办召开的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会议精神， 提出各级国营水产供销公司扩大经营自主权方案， 内容包括商品销售、商品作价、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和民主管理企业等5个方面21项规定。各级公司有条件的还可以组建水产贸易货栈开展议价水产品购销业务， 并兼营其他边缘性副食品。在省内淡水鱼经营上恢复了传统的 “产销直接挂钩” 的经营方式。1983年以后， 陆续取消了省内淡水鱼的派购政策 (包括省内特产的鲟鳇鱼， 大麻哈鱼及鱼籽) 和出省采购水产品的一切限制， 允许各级公司和集体、个体商业直接从产地进货， 从事批发、零售业务。1984年，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 先后将直属的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3个水产品采购批发站下放给所在市管理。经过不断改革， 水产品流通体制冲破了国营水产品供销企业一统天下的封闭式格局， 社会上各种形式的水产品经营网点和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据1985年对39个市、县的调查， 1983—1985年， 国营水产品销售网点增加229个， 从业人员增加309人； 个体水产品销售网点增加2 209个， 从业人员增加1 023人； 集体、个体水产商户的大发展， 不仅改变了水产商业结构，活跃了水产品流通， 而且安置了大批待业人员。与此同时， 铁路、教育、物资、工厂等其他行业单位， 利用各自的优势， 积极参与水产品经营。这样就使黑龙江省的水产品流通空前活跃起来。“七五” 期间， 全省水产品年均购、销量达72 432.8吨和72 006.6吨，分别比 “六五” 期间年均购、销量增长7.44%和12.9%。1992年， 全省水产品购、销量为85 085.3吨和10 162.4吨， 分别是 1979年的1.86倍和2.29倍。
2.调整、放开水产品价格。1979年对14个重点市、县淡水鱼收购价格平均上调36.3%, 并实行了派购和议购相结合的政策， 生产单位在完成国家的派购任务后， 可以到农贸市场去议价出售其多余的水产品， 生产单位和个人的收入有所增加。但国营水产供销企业购价上调后， 国家销售牌价没动， 造成购销价格倒挂， 再加上为保证节日供应而增加商业储存量，增加了费用支出， 造成了政策性亏损。后来随着全国8种副食品的销价上调， 鱼的销价也作了调整， 但购价上调幅度大于销价上调幅度， 国营水产供销企业的亏损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1983年以后， 取消了省内地产鱼最高议购、议销价格的限制， 并允许生产单位和个人的鱼品直接进入市场交易， 价格随行就市。鱼价由死变活后， 地产鱼流通日趋活跃。“七五” 期间， 全省地产鱼几乎都是通过产销直接见面销售的。水产品销价放开， 使渔业生产的物化劳动消耗按其价值规律， 得以补偿。有效地扩大了再生产的能力， 激发了群众自发养鱼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