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

1. 在困难中前进。1966—1967年期间，浙江的农村邮电通信遭受严重破坏，邮电管理体制多次变动，影响了对农村邮电工作的领导管理，少数地区通信中断、设备得不到正常维修保养，农村通信质量下降。同时，农村电话铁线配额供应逐年减少，1967年降至80吨，仅为1965年的32.6%。但是，邮电部门广大职工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保障通信畅通做了大量工作，1967年在24个县市架设农村电话线路456. 19杆公里，在18个县市的公社、大队挖沟228. 5公里，敷设四芯及二芯电缆136.4公里，以替代易倒杆的架空线路。这年，全省邮电局、所总计2 706处，设在农村的为2 569处，占总数的94. 9%。邮票代售处总计3 389处，设在农村的为2 874处，占总数的84.8%。
1968年，依靠农村“亦工亦农”乡邮投递员解决了农村广大地区的信报投递问题。据38个县统计，“亦工亦农”人员承担了237个公社、7 663个大队、52 346个生产队的农村投递工作。
农村电话通话水平也有所提高，据1970年6月统计：全省2 817个公社中，通话的有2 494个，占公社总数的88. 5%; 3. 91万个生产大队中，通话的有1.41万个，占大队总数的36. 2%。到1975年，通话公社数上升到99%，通话大队数上升到49. 6%，交换机总容量达4. 58万门，杆路总长度达2. 12万公里，架空明线线条为4. 69万对公里。
2. 逐步实现使用摩托车投递。1975年3月，邮电部提出：“要大干三五年，使邮电通信落后面貌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做到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逐步实现投递摩托化”。浙江省为了加快传递速度，配备了用于农村投递的二轮摩托车328辆，三轮摩托车87辆，机器脚踏两用车75辆。总计摩托车邮路102条，8 394.4公里，平均单车日行程82.4公里。用摩托车投递的公社有302个，生产大队875个，生产队3 373个。摩托车的使用，加快了报刊邮件的投递速度，扩大了投递面，节约了人员，改善了乡邮员的劳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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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8年

1966年起，浙江省各级科协活动基本中断。直至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浙江省科协重新恢复活动，杭州市、建德县、湖州市等15个市、县科协组织也相继恢复。全省市（地）、县（区）恢复和建立科协组织的有57个，并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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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浙江食用油料生产徘徊，收购量减少，有几年购销不能平衡。1968年又不得不压缩行业用油和临时降低部分地区口油定量供应标准。1971年提高了食用油料收购价格，油菜籽提高19.2%，棉籽提高22.7%，油茶籽提高24.5%，另外，对超包干收购的油料继续实行加价奖励，油菜籽、油茶籽按统购价加价15%，棉籽加价10%，芝麻、花生加价30%。1973年油菜籽加价幅

表5-2-8 1958—1965年食油产、购、销、调情况

单位： 吨

年度	产 量	收购量(含大 豆榨油回收)	销售量	购销差额	净调出(+) 调入(-)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41 000 56 325 42 095 22 655 31 975 32 455 55 130 57 575	41 865 56 875 42 695 23 945 19 140 19 355 24 380 28 650	54 570 45 575 44 745 29 890 15 815 15 225 20 140 24 290	-12 705 +11.30 -2 050 -5 945 +3 325 +4 130 +4 240 +4 360	-2 275 +480 +215 -100 +590 +85 +1 535 +5 400

度也提高到30%,1979年提高到50%。这些措施对促进油料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1966—1976年的11年中，浙江油料的产、购、销一直徘徊在60年代的低水平。特别是1976年，食油收购量降到18 150吨，销售量27 680吨，购销逆差达9 530吨，年末库存大大下降，仅够四个月的销售，部分地区出现脱销的危险(表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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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是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最慢的10年。据统计，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仍只有165.00元，仅比1965年的133.42元增长23.7%，平均每年递增1.6%。这一时期农民收入徘徊不前的主要因素有：
(1) 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无人指挥。各级农业领导机构受冲击，农业科技网络被冲垮，科技人员受到打击和迫害。
(2)按劳分配原则被全盘否定，平均主义盛行。评工记分办法遭破坏，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出勤不出力，劳动生产率低下，许多地方一个劳动日仅值几分钱。
(3) 强调“以粮为纲”，农民收入结构单一。农民利用空余时间兼营家庭工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成千上万的劳动力被束缚在有限的耕地上。同时，削弱农业多种经营，经济作物也连续减产，导致农民收入结构单一，总水平下降。1965—1972年，农民人均从集体统一经营中得到的纯收入仅增加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