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提出和“偏安拒和”的大陆政策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调整了对台方针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中国的大政方针。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考虑到台湾回归、和平统一祖国的需要，专门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三十一条订列“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条文。1983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到实现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一些设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把几年来中共关于对台的方针政策概括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讲话中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及其内涵“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概括起来，“一国两制”的基本内容为：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省；反对“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争取用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但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以当政的国民党当局为对手，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祖国统一；欢迎与促成祖国统一的台湾各界人士交换意见，共商国是，与台湾同胞共同完成统一大业；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
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加上大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巨大影响，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理解，强烈冲击着国民党当局的僵化政策，促使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政策上做出相应调整，回应、对抗大陆的统一政策，维护国民党的“法统”地位。1979年1月3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就中共提出的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号召称，“绝不能信，也绝不能上当”。1980年6月9日，蒋经国在台湾各界代表1200余人参加的“扩大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称是“惟一可行的道路”。1981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十二届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和确定蒋经国提出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大会通过了《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声称“今日复兴基地三民主义建设的成就，即为大陆复兴后，国家建设的蓝图”，中国统一“惟一的道路是在全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大陆应放弃“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并与“国际资本技术合作”，要求中共“放弃共产主义运动”“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制度”，鼓吹“三民主义思想登陆”。这次大会提出“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表明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已由“军事反攻”“武力统一”转向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手段、以和平方式“统一中国”，反映出国民党在大陆实力强大和台湾“外交”败局的情势下“偏安拒和”的政治倾向。
针对中共的和平统一方针，国民党则采取继续坚持反共政策，以求国民党统治维持下去。就在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当天，国民党当局就声称，“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同中国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也不在任何第三国举行会谈”。蒋经国则诬称中共和平举措是“统战阴谋”。1979年4月4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内部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国民党同中共的关系，将“根据过去反共的经验，采取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立场”，即“三不政策”。为了抵制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根据蒋经国的指示，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党政军联合作业反统战组织”，负责策划对中共的反统战宣传和组织活动。1981年9月30日，“叶九条”发表后的当天，国民党当局声称“九条建议”仍是中共的“统战花招”，提出统 一的问题“绝不是党与党之间的问题”，只有大陆实施“三民主义宪政”，“才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惟一途径”。1982年10月18日，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攻击中共的“九条建议”和廖承志致蒋经国的信都是“统战花招”，声称“中国的统一，只有当共党政权与共产制度在大陆消失时，才有可能”。国民党在政策立场上坚持“偏安拒和”的同时，还发布各种禁令，禁止、处罚主张和谈统一者及有助于两岸关系缓和的行为。1980年5月，国民党当局发出通告，禁止外籍商船直接往返于大陆和台湾各国际港口。8月23日，台“经济国际贸易局”通令台商不得与大陆直接贸易，“违者将送有关机关议处”。国民党当局还发表禁令或通令，禁止台湾旅行业者与海外“亲共”旅行业者来往，禁止台湾工商界直接、间接将产品销往大陆或进口大陆产品；禁止旅客和船员带大陆药品入台。1984年初，国民党当局首次宣布，台湾非官方人员在海外与大陆人员相遇时，可遵循“不回避、不退让、不畏缩”原则与大陆人员接触。
但在统一祖国的历史潮流面前，迫于形势和海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采取一些较为现实的做法，以改变被动地位和僵化顽固形象。从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以来，其大陆政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松动，对两岸民间交流、人员接触及贸易往来的限制有所放松。从1983年1月至10月，双方在第三地非正式性探讨统一问题的接触达十几次。1984年，台“行政院”长孙运璇宣布，台湾人员在“国际学术、科技、体育、文化等方面的会议和活动中”，可以与大陆人员接触。对大陆信件经香港寄往台湾，由禁止转为辅导；1985年1月，台湾“邮政总局”将邮戳上的“中华民国台湾”更改为“中国台北”。1983年以后，对台胞转道来大陆探亲、观光、经商采取不过分干预的态度。1984年，放宽了转口进入台湾的大陆产品的限制，默许民间通过转口形式与大陆通商。随着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松动，海峡两岸局势也逐渐缓和。1982年后，台湾本岛的军事战备等级由四级下降为五级，对靠近金门、马祖岛屿作业的大陆船只不再扣押。在国际上，从1980年7月以后，不再在国际活动中强调“国号、国旗”。1984年7月，国民党当局接受以“中国台北”名义参加奥运会。但国民党大陆政策的松动与调整极为有限，并没有改变反共、拒和、偏安的顽固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