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新中国成立后， 从50年代初期开始， 上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间， 农业生产关系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在1952年完成的土地改革， 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并从1953年开始对农产品生产和流通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第二次是在1954—195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确立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虽然由于 “左” 的错误的严重影响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约， 初期的公社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经过政策调整以后，总的来看，农村集体经济仍取得了一定发展，农业基本建设得到加强，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农业在波动中实现了较高的发展速度。1952—1978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农业总产值为4.1%，种植业为3.7%，牧业为5.9%，渔业为8.5%。这一时期可分为四个阶段：
1.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化阶段(1949—1957年)。上海郊区的土地改革是在1950年下半年—1951年冬完成的。新中国成立前，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下，郊区的41.57万公顷土地中，45.3%掌握在占总人口6.6%的地主、富农手中，而占总人口87.8%的贫雇农、中农只占有46.8%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1950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布了郊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并派出1 0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用了1年的时间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郊区100多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17.13万公顷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1951—1953年，是发展互助组阶段。1951年春，上海郊区在进行土地改革过程中，就试办互助组。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根据这一决议的精神，上海郊区积极培训基层干部，并发动积极分子带头。到1953年底，46.4%的农户参加了互助组。互助合作为刚分得土地但缺少耕畜和大型农具的农民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创造了条件，对农业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春—1955年秋，是发展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阶段。1952年冬，郊区开始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3年底，试办了3个初级社。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耕牛、农具、生产资金统一使用，劳动力统一调配，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要求。1954年春，上海郊区展开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宣传教育运动，已经试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增产明显，起了示范作用，使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55年6月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92个，30%的农户入社。其规模一般为20～30户，大的上百户。
1955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 871个，83.7%的农户入社。接着，在全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又把刚组织起来的初级社迅速合并为348个高级社，加上尚未转变升级的84个初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6.6%。
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这两大变革，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和帮助农民解决发展农业生产中的困难，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较快发展。到1955年，粮食总产由1949年的70.2万吨增加到112.9万吨，增长60.8%；棉花总产由1.3万吨增加到6.8万吨，增长4.2倍；农业总产值从2.27亿元增加到4.31亿元，增长近1倍。
2.人民公社初期阶段(1958—1961年)。在毛泽东关于“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1958年9月21日，上海郊区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名叫“七一人民公社”。该社由6乡1镇的174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有2.2万多农户，近8万人口，7 100公顷耕地。9月30日，全郊区实现了公社化。到年底，连同江苏省划归上海市的10个县，上海郊区的人民公社共103个，平均每个公社有8 000多农户。1959年春，把公社、大队的规模划小，实行分级管理，下放权力，清理和退赔无偿调用的集体和社员的财物，但仍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保持公共食堂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等。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从1958年8月到年底的5个月中，郊区103个人民公社办起了社办工厂2 166个，务工社员达8万多人。这些小工厂，有的是凑合起来的，特别是“大炼钢铁”等，不仅没有使农民从农村办工业中得到实惠，而且不少地方还平调了农民的财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这一阶段，上海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下降或停滞状态。1961年，郊区粮食总产量114.6万吨，基本维持在1955年的水平；棉花产量由1955年的6.8万吨下降到3.5万吨；猪肉产量由1955年的1.9万吨下降到0.9万吨；蔬菜生产为了弥补粮食和猪、禽、蛋供应量减少的需要，总产比1955年增加2倍多。1961年的郊区农业增加值比1955年下降了13.1%。
3.经济调整和恢复阶段(1962—1965年)。1961年下半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草案)发至全国试行。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将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六十条》的修正草案对核算单位的规定作了修改，并取消了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上海郊区只保留了13个大队继续进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验，其余全部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对规模过大的生产队作了调整，由2.04万个生产队调整为2.92万个，每个队平均30户左右，基本上恢复到初级社的规模。同时，《六十条》还肯定了人民公社的家庭副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这些政策上的调整，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和增加农民收入，起了积极作用。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了正常发展的态势。但在调整整顿人民公社期间，社办工厂基本上都“关、停、收”了。到1962年底，只剩下了388个，务工农民降为1.2万人。至1963年底，只有为适应外宾参观需要的马桥、马陆、彭浦等17个人民公社， 保留了102个社办工厂， 务工社员为4 685人， 年产值1 465万元， 净利润仅231万元。
到1965年，郊区农业总产值由1961年的4.97亿元增加到7.7亿元，增长54.9%；粮食常年亩产首次突破500千克大关，达504千克，比1961年增加145千克，粮食总产量达到174.4万吨，比1961年增加60万吨；棉花亩产达58千克，比1961年的25千克，增长一倍以上，总产量达到8.6万吨，增加5.1万吨。
4. “文化大革命” 和两年徘徊阶段 (1966—1978年)。1966年5月开始， “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 农村经济发展再次遭到挫折。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资本主义” 的政治浪潮下， 对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加以种种限制， 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等当作 “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搞 “大寨式”评工计分和 “穷过渡”， 使平均主义更为普遍。在 “以粮为纲”方针指导下， 由于农田水利、农业机械等生产条件的改善， 新品种的推广， 两熟制改为三熟制和发展养猪事业等， 粮食生产获得了较快发展。从1973年起， 常年亩产稳定在700千克左右。1978年的粮食、棉花总产量分别达到260.9万吨和12.1万吨， 均创历史之最。
1970年秋天， 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 提出要加快全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并要求大力发展小煤窑、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水电 “五小工业”。根据会议精神，上海郊区不少社队办起了农机修造厂或农机修理车间等， 有的还办起了一些其他小工厂。当时， 市区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支援社队工业的发展， 一是动员大工业将部分产品和零部件扩散下放到农村生产： 二是从市手工业联社调出4 000万元资金， 支援农村发展社队工业； 三是采取局县挂钩和厂、社挂钩等组织措施， 进行产品、技术、设备等对口支援。到粉碎 “四人帮” 的1976年， 郊区社队工业企业已发展到5 055个， 务工农民有42.3万人， 年总产值为12亿元。粉碎 “四人帮” 以后的1977—1978年， 郊区社队工业又有所发展， 到1978年， 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16.31亿元， 在农村经济中已占半壁江山。由于这时还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当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生产发生问题时， 总是把社队工业看作是发展农业的一个制约因素而受到指责和种种限制， 社队工业的发展仍然是 一波三折，快不起来。
这一时期， 郊区广大干部群众克服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消极影响， 农业和农村经济仍获得一定发展。1978年与1965年相比， 郊区的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不变价） 由13.8亿元增加到50.18亿元， 年平均增长7.4%；农业总产值由7.7亿元增加到15亿元， 年平均增长2.4%; 粮食总产由174.4万吨增加到260.9万吨， 年平均增长3.4%; 棉花总产由8.6万吨增加到12.1万吨， 年平均增长2.9%。郊区工业总产值 （按当年不变价） 由6.14亿元增加到35.22亿元， 年平均增长14.4%。

---

（二）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

天津解放后，农村党组织由地下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村级组织的领导核心。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天津市农村党组织带领群众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国民经济，整顿党的组织和作风，纯洁党员队伍，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推动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设。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在全市迅速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度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出现了 “浮夸风” 和 “共产风”，官僚主义作风滋长，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破坏，一批党员干部受到伤害和打击，有的被错打成右倾分子或右派分子。在1959年部分农民生活已经发生困难，1960年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下，天津市委派出大批工作队，帮助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等错误”。农村党支部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帮助农民度过难关。1963年根据中央部署，全市农村开展了 “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把启发教育干部自觉检讨与放手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结合起来，把开展“四清”运动与促进生产结合起来，解决了一批“四不清” 问题，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但后来又把运动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混淆了农村的主要矛盾，使农村部分基层干部被赶“上楼”，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大多数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保护了一批干部，使农村经济和党的建设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到1966年底，有农业的区县共有党支部4 704个，党员63 348名，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分别增加了2 687个党支部和33 565名党员。
1966年5月16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由城市向农村蔓延，党组织受到冲击，有的村造反派强行夺权，基层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党内生活被迫停止，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69年4月中共“九大”后开始整党，党组织才逐步恢复了党内正常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搞了 “突击入党” 和“突击提干”，使一些造反派分子混入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多为运动中火线入党，虽然数量较多，但文化素质偏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被排除在党组织大门之外，造成党员结构不合理，直接影响了党组织的战斗力，有些地方也造成了组织不纯。1979年 “揭批查”运动中对造反起家、靠“打砸抢”混入党内的 “三种人”进行了清理，情节严重的开除了党籍，纯洁了党的队伍。十年动乱给党的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但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78年底，在全市3 834个行政村中建立党总支43个，建立党支部3 790个，共有党员113 22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