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发展阶段1954—1965年

随着国民经济由恢复时期转向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农业专业科研机构和群众性的科研组织相继产生，科技队伍迅速壮大，农业科研事业蓬勃发展。1955年10月省农业试验场从开封迁往郑州，省政府根据不同地区或专业特点，加强了百泉、洛阳、南阳、信阳、商丘、郾城等农业试验站及许昌烟草试验场、安阳棉场、灵宝园艺场等一批重点试验研究机构。1958年4月将河南省农业试验场改建为河南省农业科学研究所，1959年9月改为河南省农业科学院，成为一级机构，各地、县建立农业科学研究所。到1965年，全省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职工人数已达2 340人，其中科技人员616人。在这个阶段，农业科研人员逐年增加，条件逐步改善，研究工作不断扩大和深入，但由于“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在机构建设和农业科学研究中，也出现过一些脱离实际的倾向。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制订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十四条意见》，进一步加强科研工作的领导，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科技工作者要有“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和埋头苦干、深入钻研的精神，经过学习贯彻，科研工作迅速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省完成了第一次土壤普查，选育出一批郑州号小麦新品种和全国第一个玉米综合杂交种混选1号，以及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玉米优良双交种新双一号和全国第一个在生产上大面积直接利用的玉米单交种新单一号等农作物新品种，试验研究了农作物的适宜播期、播量、密度、施肥等单项栽培技术，总结推广孟县小麦“三肥五水两锄两耙一镇压”、韩俊昌的玉米“三攻施肥法”等丰产经验。在农村建立起300多个不同类型的“三结合”(领导干部、农民群众和技术人员)科学实验基点，全省涌现出偃师县岳滩大队小麦丰产、滑县秦刘拐大队玉米高产、新乡县刘庄大队棉花丰产、商丘县大吴庄大队综合治理盐碱地等一批科学种田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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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发展阶段

1954—1955年，全省农村信用社进入大发展阶段。195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全国首次农村信用合作工作会议，要求到1957年一般地区基本达到信用合作普遍化。但由于受急躁冒进思想的影响，在同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的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又要求1955年实现乡乡有信用社。在这次会议推动下，四川农村信用社发展迅猛。在四川省委和地、县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采取“训练一批，发展一批，巩固一批”的方法，各地信用合作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成批建立起来，原来的信用组也全部转成了信用社。到1955年，全省按上级要求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村信用合作化，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达到 一乡一社，共建立了7 079个信用社，入社农户1 066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79.7%，先后筹集股金2258万元。四川从开始试办到乡乡建社，坚持了信用合作社是农村集体金融组织，除国家银行加强领导，帮助建帐建制外，并设立理、监事会进行民主管理。广大社员普遍把信用社看成是农民自己的“小银行”，关心信用社的发展，帮助信用社开展业务，维护信用社的利益。
信用社的大发展，对于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经济困难，支持农民走互助合作道路，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结束了高利贷长期统治农村信用的历史。但由于建社时间仓促，工作粗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因此，四川省政府根据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和3月份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批转了省人民银行关于整顿巩固农村信用社的报告，按照统一要求对全省信用社的性质、组织管理、业务经营、财务制度等进行了整顿，进一步建立健全了信用社的组织制度、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使其业务和社务都有了提高。1956年四川通过积极贯彻人民银行总行提出的“积极发展信用社，建立新社，巩固扩大老社，争取应入社的人大部或全部加入信用社”的工作方针，全省包括盆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实现了一乡一社。这一年，随着部分乡的合并，全省信用合作社总数也由7 079个合并为5 912个，1957年又调整为5 731个。普及和调整结束后，1957年全省信用社又进行了一次以“民主办社”、“勤俭办社”为中心的全面整顿。从而把信用社引入了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存贷款大幅度上升。1957年全省信用社年末存款和贷款金额达到18 906万元和4 428万元，分别比1955年增长3.56倍和1.78倍。为动员已具有入社条件但尚未入社的农民参加信用社，全省还进行了一次扩股活动，到1958年底股金总额已达4 88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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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发展阶段1958—1967年

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万转业官兵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会师“北大荒”， 风餐露宿， 披荆斩棘， 开垦茫茫荒原。到1960年， 国营农场发展到92个， 耕地扩大到105.33万公顷， 生产粮豆5.4亿公斤， 但由于受“大跃进”、“左” 的错误干扰， 以及3年自然灾害的影响， 国营农场生产萎缩， 经济滑坡。从1961年开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 使农场的生产、经营管理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到1967年， 黑龙江省国营农牧场发展到103个， 职工增加到32.8万人， 耕面积扩大到120.06万公顷， 粮豆总产量达18.2亿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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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发展阶段1979—1993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的春风，宁夏电力工业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到1993年底，已建成大坝、大武口、石嘴山、中宁4座大中型火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133万千瓦，青铜峡水力发电厂1座，装机容量27.2万千瓦。1993年，全自治区发电量达86. 3亿千瓦时。在电源建设高速发展的同时，电网建设也同步发展，输、变、配电网络日趋完善与合理。330千伏高压线路与西北电网相联，220千伏主网架沟通全自治区，110千伏线路深入重点县（市）和重要用户，35千—10千伏网络遍及城乡。自1983年实现县县通电之后，又于1992年实现了乡乡通电。1993年，村通电率达到93%，农户通电率达到89%。

（二）大发展阶段1990年以来

1990年12月底和1991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开业。这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了中国的经济体系。1992年3月以后，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舞下，国债、股票等证券的市场获得了长足发展，企业购并、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事件也层出不穷，其发展进程大大超出了人们早先的估计。在短短的几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快速成长，其成就令世人瞩目。
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明显提高，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因素。随着股票发行，企业进入市场的程度明显提高，投资者及社会各界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约束逐步加强，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逐步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1992～1997年间，全国新建股份有限公司16000多家，它们通过发行股票（或股份）为企业筹集了数千亿元的资金。这大大降低了这些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效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1997年，上市公司每股平均加权税后利润率达到25%，比1996年增长了8.7%，远高于非上市企业的效益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企业购并、产权交易、资产重组等资本市场交易，企业的存量资产得到了重新配置，涌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竞争力较强、商誉较高并有着良好发展潜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促进了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和专业化经营的发展。
市场结构也进一步完善。初步建立了涵盖证券发行、交易和清算等各个方面的较为完整的体系，市场监管体系也初步形成。
1997年底，全国共有97家专门从事证券经营业务的证券公司，兼营证券业务的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机构达200多家。这些机构开设了1000多家证券营业部，遍及全国大中小城市。
在证券监管方面，1992年10月建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后，各地方也先后建立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同时，全国证券业协会和地方性证券业协会也先后建立。
市场投资者也急剧增加，到1997年底，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立的股东账户已达3200多万户。
证券品种明显增加，规模快速扩大，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到1997年底，发行和交易的证券品种有A股、B股、H股、N股、国债、公司债券、基金证券等，其中，A股720只，B股101只。上市公司总数达745家，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证券达888种。同年，国债发行量达2200多亿元，A股发行面值达160多亿元，两个交易所的股票年成交量达到30721.84亿元，国债年成交量达到16458.82亿元，基金证券年成交量达到807.91亿元，股票市价总值达到17529.24亿元。此外，A股发行从早先的认购证方式转变为更为公平、节约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上网发行、全额预交款等方式，国债发行则采取了国际规范的招标方式和一级自营商认购方式。1997年，可转换债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法规的出台，意味着将有若干新的证券品种加入中国的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的制度化建设步伐也明显加快。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由中央、地方、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等构成的多级监管体系，证券发行、交易、上市公司财务资料及有关重大事项等重要信息的披露更加充分及时。同时，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加强了对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各类咨询机构的市场行为的监管，加强了对金融犯罪的惩治力度。可以说，一个致力于防范风险的监管体系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